从社区角度解读城市基层治理

　　违建房、乱停车、种菜忙，小区管理之困如何破解？老旧小区改造的困境与出路在哪里？如何破解高空抛物的治理难题？诸多因城市居住空间引发的问题，对普通市民而言，可谓既熟悉且难解。在《群众的时代——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基层治理》一书中，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德福从“社区”的视角，对城市基层治理的难题进行了梳理和解答。

　　“社区”是一个社会学概念，最早是一个德语词汇，本义是“共同体”的意思，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将其翻译为“社区”。2000年，全国推进社区建设，将这一社会学概念作为新的基层治理单元的名称。社区的成员即生活在“附近”的群众，同为生活秩序中的“共同体”。“共同体”之间较为理想的局面，大体是彼此的关系不会很亲密、熟悉，但也不至于陌生、冷漠，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社区里的人能够互助合作，形成良好的社群生活秩序。

　　然而高楼大厦水泥森林里的都市人，普遍感受到的是生存的原子化、个体化，即便是邻居，“纵使相逢亦不识”的情形比比皆是。这些现象用牛津大学人类学者项飙的话说是“附近”正在消失：我们的“附近”正在从自己、家人、朋友，被科技、机器、便捷服务取代。随之而来的，是人际关系的松散、不信任，甚至冷漠。

　　怎么办？《群众的时代》作者王德福在三年多的时间里深入调研近20个省市、100个城乡社区，他的观点是，从群众入手，把群众组织起来。具体说来，便是从“人”与“事”两方面下功夫——

　　首先，让一部分人先相互熟悉起来，重建生活中的“附近”。首要是识别出关键群体，这一关键群体包括公职人员群体、在职党员、居民领袖等。公职人员群体、在职党员可以称为体制性社会资本，这一群体通过体制内自我动员，可以形成社区治理的重要力量。目前，许多城市都推出了在职党员双报到政策，这为激活体制内社会资本提供了制度保障。过去三年，公职人员群体、在职党员的就地下沉，不仅帮基层社区渡过了难关，更有效实现了公职人员、在职党员的社区化。因此，激活公职人员、在职党员实现身份社区化的关键是将其特长与治理需求结合起来，充分发挥这些宝贵的人力资源，比如参与业委会、做楼栋长、充当积极分子等，带动身边的群众重建生活中的“附近”。除了在职党员这一关键群体之外，活跃于社区中的一些居民社会组织领袖也是社区治理的关键力量。

　　其次，三事分流，形成社会治理共同体。所谓“三事分流”，就是划分社区事务中的大事、小事和私事的责任归属。大事归政府，小事靠居民合作，私事则属于居民自助。

　　作者认为，三事分流的实现有两个关键，一是事务分类，二是分类后的事务能够办成和办好。二者不是割裂的：科学合理的分类，是办成事和办好事的前提，分类清晰才能明确责任主体，尤其是明确政府和社区的责任边界，明确各自在不同类型的事务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发挥多大作用；能够把事情办成和办好则是实现分类的基础，只有把事情办成、办好，居民才能认同和接受分类，如果办不成或者办不好，政府单方面的分类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分类是基础，但不是决定性的，把事情办成和办好才是决定性的。

　　对城市基层治理中的诸多方面，该书按照议题分为六个部分，即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业主自治、城市治理、城乡交错、对话“新社群时代”。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社区治理的最新基层实践的呈现，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共同体、治理下沉等；二是提出了若干具有原创性的思考，如社区性公德、人格化自治、新社群生活等。如党建引领部分关注了近年来城市社区治理最重要的创新实践，探讨了基层党建如何与陌生人社会相融合，党建如何转化为治理绩效等问题；社区治理部分关注城市基层若干重要治理现象和地方实践，比如治理下沉、三事分流、文明城市创建等，提出了社区性公德、人格化自治等创新性思考；城乡交错部分则聚焦都市与乡村结合和过渡地带这一特殊社会地理空间的若干问题，探讨了城乡交错地带的治理特点，并对当前各地正在推进的郊区新城问题阐述了看法。

　　总而言之，把群众组织起来，本质是在新时期找回党的群众路线，扎根基层组织社会，提高基层组织社会的能力。让群众做群众的工作，让群众解决群众的问题，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才成为可能。这样一来，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攻克城市基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便是水到渠成的事。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