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深化改革推动党风廉政机制建设

　　杨近平 付可尘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把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要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丰富了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理论，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

　　抓好定政策、作决策、审批监管等关键权力约束机制。关键权力往往是腐败滋生的最大温床，必须通过建立健全的制度和机制，确保权力行使的公正、透明和有序。要建立关键权力运行的规范和程序，以防止关键权力滥用和腐败行为的发生。腐败案件往往涉及关键权力干预，通过滥用职权、操纵决策等手段谋取私利，需要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对权力干预行为进行严格监督和制约。加强关键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推行阳光审批，通过公开权力运行的过程和结果，有效防止腐败行为。

　　聚焦重点领域深化改革机制。腐败问题在一些重点领域尤为突出，必须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来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提高行政效能，压缩和消解腐败空间。通过改革政府机构的职责和权力范围，建立健全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可以有效防止腐败的发生。深化经济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进程，尽量减少人为干预，让法治规范市场，推动市场充分竞争。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对司法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提高司法公正和效率。深化教育、医疗等领域的改革，加强监管和执法力度，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

　　加快新兴领域治理机制建设。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技术等新兴科技领域的发展速度极快，涉及的技术和应用场景复杂多样，容易出现监管滞后和执法难度大的情况。要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加强对新兴科技领域的监管和执法力度，加强对新兴科技企业和项目的监督管理。新兴产业领域如绿色能源、智能制造、互联网金融等，具有较高的发展潜力和市场前景。这些领域涉及行业准入、项目审批、资金运作等方面，容易受到腐败行为的侵蚀。通过建立健全的产业监管和审批机制，加强对新兴产业的规范和监督，可以有效防止腐败，保障新兴领域健康发展。

　　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权力的滥用和不受制约是腐败滋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制约机制，以确保公权力的合理行使。要强化权力配置的合理性，建立起一套科学合理的权力配置机制，明确权力的来源、范围和行使方式，确保权力的合理分配和有效运行。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审查，对权力滥用行为进行惩处和追责。建立起一整套权力运行的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能够了解和监督权力的行使情况，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建立健全内部监督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包括建立起严格的规章制度，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内部审计和风险控制，建立健全的激励和惩戒机制，提高廉洁意识和道德水平，确保权力的正当行使和廉洁做事。

　　建立腐败预警惩治联动机制。腐败问题的根源往往隐藏在各种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中，需要建立起一套能够及时发现、预警和惩治腐败行为的联动机制。要把预警腐败和惩治腐败结合起来，建立起完善的监测和风险评估体系，收集和分析相关数据和信息，识别出潜在的腐败风险和问题领域。加强对公共资源配置、政府采购、投资项目等方面的监督和审查，及时发现和制止腐败行为。加强对腐败行为的调查和侦查力度，建立起专业化的反腐败执法机构，加强反腐败执法人员的培训和素质提升，提高打击腐败的能力和水平。通过建立起跨部门、跨机构的信息共享和协同工作机制，可以实现腐败预警和惩治工作的高效运行。这包括加强各级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作，建立起信息共享和联动机制，及时传递腐败线索和情报，确保腐败问题得到及时处理和惩处。同时，还要加强与社会组织、媒体和公众的合作，形成广泛的反腐败合力，推动腐败问题的曝光和惩治。

　　加强廉洁风险隐患动态监测机制。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来及时监测、评估和防范廉洁风险，帮助及时发现潜在的腐败风险和问题领域。廉洁风险和隐患通常隐藏在各种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中，很难直接观察和识别。通过建立起全面的监测体系，收集和分析相关数据和信息，在问题发生之前，及时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和防范。通过不断的监测和分析，及时了解廉洁风险的变化趋势和演化规律，在不同阶段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干预和防范，防微杜渐，防止小病成大病。

　　强化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快速处置机制。在现代社会中，新型腐败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例如网络腐败、数据腐败、虚假交易等，这些形式的腐败往往难以被传统的监管手段所发现和防范。要加强对这些腐败的快速处置，及时发现和打击，以有效遏制腐败新的蔓延。加强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行为的法律界定和惩治力度，提升执法机构的专业能力，确保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行为能够快速、公正地进行处置。

　　（作者杨近平系贵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付可尘系贵州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系贵州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有关问题研究》〔项目号：2023GZGXRW04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