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旷野”命名

　　人类诞生之初的流浪环境，生态学称之为“旷野”。“旷野”曾无处不在，人是飘荡其中的流浪者。但在过去的千万年间，我们如同一场巨大的海啸般席卷了地球表面，越来越多的人口充斥了这个世界，以至于“旷野”不断退缩，换成了水泥在不断生长。作家阿来最新散文集《去有风的旷野》，讲述了他为十个“旷野”命名的故事。

　　对于常年奔波在钢筋水泥森林中的人们来说，想开辟一方让时间慢下来的天地，似乎成了奢侈。作为一个从大地上走来的作家，阿来始终将行走和写作视作自己的宿命，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去探险种种奇遇，每每深入一片土地，心中的速度便自然降下来：“一个小时走5公里和一个小时飞720公里，看到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大自然有时候能给人提供一种慰藉，所以我总是要抽时间从河谷地带的人间社会出去，经过人间，最后到没有人间的自然中去，那是自然界的生生不息，它的美丽会给你安慰。”近些年来，作者攀行在“旷野”之间，任群山的波涛把身体充满，抬头仰望苍穹星际，俯身凝视花草生灵。

　　《去有风的旷野》收录的是阿来近些年在四川、云南、贵州、甘肃等地行走“旷野”的往事：在十二背后，他借由喀斯特溶洞遥想岩石几亿年的历史。“缓慢，从容，水蚀石穿，不慌不忙。人的生命短暂，地球自己却有的是时间。”置身其间，一切都凝固无言，只感觉造化的伟力，只感到地老天荒；在莫格德哇，他躺在草地上静享世界无声，山峙水环。回望当年的古战场，如今草色弥天、牛羊蔽野；他在墓群遗迹旁，细数生生不息的族群与文化；在稻城亚丁，他感觉自己变成了一棵香气充满的树，“吃蔬菜让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人，吃肉觉得自己成了某种凶猛动物。吃饱了蘑菇，我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棵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我确实觉得自己成了一棵香气充满的树。而在树下，一场细雨后，拱破泥土，生出了那么多的蘑菇。”作者在行走中发现了“旷野”的诗意、诗性、诗心与诗情，为世俗庸常提供了一方寻求解脱的天地，也“为过往的历史存真，为消逝的生活留影”。无怪乎知名作家马伯庸评价：“阿来对于自然的理解、对于自然的亲近，一定并不仅仅只是局限在思考上，他一定会身体力行。”

　　好的旅行写作，不仅能够呈现那些遥远而新鲜的风景，让读者通过文字的介质感受“旷野”之息，也能经由作家笔下独特的山脉水文，将生命看作一次山重水复的旅程。相比行走，阿来认为更重要的是感受和思考，他的文字处处透露着人生哲学与豁达。“我孤身而行，觉得越走越有劲，每天几十里。都没准备，就身上那点零花钱。走到哪里，找个老乡家吃住。一路觉得很过瘾，好多问题好像都能够得到解答。从低地往高处走，都是大山大河。”“人看到的不只是美丽的大自然，也能看到自己深藏不露的内心世界”。在米仓山巅，他毫不失望于时值红叶节气而未见红叶，反而庆幸赏到了盛放的杜鹃，“大可不必因为未见红叶，而失望，而抱怨，不必非见一种规定性的秋天。既有夏天如此绚丽的杜鹃花海，为何一直只说那些红叶？”在金川河谷赏梨花，他看到了因一场战事造就的梨花的前世今生，“所以，我看到了不同植物所植根的不同地理与文化。所以，我看到了一年之中，不同海拔高度上，蔷薇科植物开出了两个春天。”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阿来的观点正与陶渊明的诗意相合。我们生活在这世间，难免被牢笼所束缚，“旷野”似乎早已成为一服治愈精神内耗的良药，一批批徒步者，带着一顶顶露营帐篷，逃离城市、奔向山头。但读过阿来的文字，才发现并非真正的出走才叫“抵达旷野”，只要心中有“旷野”，无论身处何地，自然处处青山。

　　与此同时，该书呈现了作者作为一位植物学的痴迷者和博学者的一面，他的文章无一不聚焦花草树木，棘豆、风花菊、香青、蝇子草……他爬上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对每一株花草如数家珍。每一次漫游，都是一次高原花草的追踪，在他的手机和电脑硬盘里，储存了数万张植物图片，因而被读者亲切地称为“作家中的植物学家”。

　　“我们在大地上行走，首先需要下功夫了解它的地理史、文化史，知道这些生命体的名字，才能书写这片大地、获得个人和社会的生命体验。”阿来说：“我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它们开放的花朵。”在阿来笔下，风景不再是人物活动的“背景板”，鲜红的杜鹃、紫色的马先蒿、蓝黄相间的鸢尾，生机处处；云杉、白桦、杉树、松柏，蓊郁如海。他的文字总有一股自然的野气，穿行于群山之中，头顶蓝天，看冰川消融、古树繁花。

　　作者在书中提及，正是源于自己长期在四川、西藏、青海、甘肃、云南等地的田野调查和走访考察，他看到和感受到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所以希望中国的生态文学作为一个问题、一种文学样式，承担它自己的责任使命，表现和揭示社会面临的生态问题，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从而以作品表达作家的伦理观照、审美追求和社会担当，引导和助力社会重塑心灵生态、建设生态文明。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