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重要载体

通常认为，笔墨纸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李焱著 《孔子、儒家与漆文化》一书将“漆”的作用等同于笔墨纸砚，认为“漆”不仅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亦是中华文化本质的显性形态。

历史地看，“漆”先作为涂料使用，后用于记载文字及建筑、绘画、工艺美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中国境内的原始部落就发现了生漆的痕迹，这些原始先民已经掌握了最基本的生漆采集和髹涂技术；商代的漆艺有了更大的发展，出现了金属薄片和宝石镶嵌等较复杂的工艺；春秋战国时期，漆树的分布十分广阔，已有大片人工种植漆林。漆园经济与桑麻盐铁相提并重，漆价弥贵，消费群体以王室贵族为主；秦汉时期的漆艺空前繁荣，出现了以宣扬义士、孝子、圣君、贤相等儒家思想题材的漆绘画；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相对廉价的瓷器兴起，漆器的使用受到影响，但漆器材质带来的豪华高贵及不可代替的独特性，使其渐渐成为颇具观赏性的艺术品，逐步脱离了实用范畴；明清时期是中国近代漆艺的高峰期，“福州脱胎漆器”“景德镇陶瓷”“北京景泰蓝”并称为中国工艺美术三宝。

该书的独特见解在于将基于“漆”的“漆艺”“漆文化”与孔孟儒家文化联系在一起。具体表现有三：一是漆与笔墨相比，其材质、色质更加温润而含蓄，内敛而深沉、高贵而不张扬，精神层面上特别符合儒家“温良恭俭让”精神标尺的诠释。就色彩及装饰纹样来看，亦体现了“礼治”教化的结果。在中国，颜色装饰从来都不是以还原客观为目的，而是有极强的寓意指向。对于色彩，孔子有“恶紫夺朱”之论，把红色作为正统的象征。自漆器成型，黑红两色便开始成为漆器的主色调，充满儒家“礼治”下优雅与大气的神韵；二是漆材料在创作和制作中的“异变”特性，增加了创作者把握的难度，显得更加神秘和变化万千。同时也显现出中国人“形而上”的哲学思想，以及“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世界观的最佳表现形式；三是“礼治”的具体物化形态之一。先秦时期的礼器有玉器、青铜器、漆器及服饰等。孔子对于包含漆器在内的礼器之尊崇是无以复加的，他认为上古淳朴的“礼治”之理想盛世，其物化的具体形式即为礼器，礼器承载了形而上层面的精神运行。

对此，作者以山东日照海曲、临沂金银雀山出土的汉代漆器文物为例作说明，认为其形制、用料、设色、纹样，均以“礼”的规制来设置和摆放。从品类划分还是整体造型上，都可从漆器上看到青铜礼器的影子；其奁盒、耳杯、盘、壶，从形制到花纹，无不神似，几乎可看作青铜器的复刻品。漆器的整体造型也满是青铜器的味道，充满简约的元素，如直线形或几何形，带着青铜器的素朴大气，体现了创作者坚定的精神信念，显得规则而符合礼法，以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之道后的教化作用，其“中正仁和”之感与先秦楚地漆器中的浪漫主义、神秘主义风格迥异。

总之，作者认为，最早作为涂料使用的漆，在儒家思想成形之初，即具有文化载体的作用，可见诸于历代文献。漆作为载体，对于儒家思想的奠基与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因此，儒家思想的确立、儒家文化的传承，与漆密不可分。与之对应的是，以漆作为材料和手段，宣传、反映儒家思想的文艺作品（包括漆器、漆画和漆塑，以及古建筑的漆装饰），两千年来绵延不绝。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