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榨街上唯一幸存的古牌坊

贵阳城南牌坊大道。

傅戴氏节孝坊。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1847年，法国传教士白斯德望站在贵阳城南图云关下的油榨街上，拍摄了两张牌坊照片。一张为远景照，命名为“贵阳城南牌坊大道”，图中可见油榨街上牌坊群二十余座；另一张为近景照，“傅戴氏节孝坊”近在眼前，坊前有游人若干，或坐或立或依，形态庄肃。

白斯德望，1805年生于法国，喜爱音乐、绘画、建筑。1939年，同为法国人的达盖尔公布了他发明的银版摄影法，是公认的现代摄影术之始，白斯德望由此热爱上摄影术。据《贵州省志·宗教志》《贵阳市志·宗教志》等志书记载，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白斯德望奉罗马教皇之命来到中国贵州传教。他经由泰国、新加坡到达中国澳门，然后经洞庭湖、重庆东川南下到了贵阳。徐宏力先生在《中国摄影史1839-1949》一书中考证，白斯德望在贵州8年，遍历贵阳、安顺、兴义、遵义、绥阳、务川、镇远、石阡、惠水等地，期间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还在贵阳北天主堂创建了摄影暗室和图片间览室。他认为，白斯德望首先将摄影术带到中国内地，是有史可查的“中国摄影第一人”；他在贵州的摄影活动和摄影作品，是名副其实的“贵州摄影第一人”。

白斯德望在贵州拍摄的大量照片被送回法国。1925年法国巴黎出版了《中国·贵州1846-1925》明信片，明信片一套三册，其间收录了白斯德望大量的摄影作品。这套明信片在中国的许多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乃至民间都有较为广泛的流传，法国女学者卡特琳娜·卡尔扎的家中珍藏了3套。上世纪90年代中期，卡特琳娜·卡尔扎将家藏交给了长期生活在贵州的法国摄影师菲利普·法丹，白斯德望的摄影作品由此传入贵阳。

2001年，“漂移的视线——两个法国人眼中的贵州”摄影展在贵州省博物馆举行，展出的32幅照片即为白斯德望所摄，这是其摄影作品首次在中国展出。所有的展出作品，最后结集为同名图书出版。白斯德望在华期间的踪迹，大部分留在了贵州；所拍摄的作品，绝大部分也和贵州有关，不论是甲秀楼、镇远码头、安顺大街、开州城门、黄果树瀑布，还是镇宁田园风光、贵阳水口寺水磨坊，无不是距今170多年真实的贵州影像，折射出彼时黔地社会、文化、经济等方方面面——在中国摄影史开端的影像，是贵州的模样。

白斯德望留下的两张牌坊照片，是目前所见贵阳油榨街牌坊最古老的影像。有关油榨街与牌坊的文字记载，仍可在有关史志、日记中寻到蛛丝马迹。众所周知，在老贵阳城“九门四阁十四关”的格局中，图云关为“黔南首关”，关高踞山巅，曾是东出黔省、途经湖广、达于京城的咽喉要隘。乾隆《贵州通志》载：“载城南五里，旧名油榨关。”油榨关因“居民作业因沿陋俗，称为油榨”（王燕《新建图宁关碑记》）而得名，康熙四十年（1701年），贵州巡抚王燕认为“油榨”二字“庸俗不雅”，遂更名为“图宁关”。道光元年（1821年），再更名为今名“图云关”。“油榨”旧名，即移作关内的油榨街。贵州乡贤柴晓莲先生民国著有《贵州名胜考略》一书，书中提及油榨街：“关内名油榨街，民屋栉比，旅客多过此休息。街左明代有表贤祠，祀吴倬（注：吴倬，明代贵州提学副使）……清初于其遗址建劲节祠，祀甘文焜（注：甘文焜，清兵部尚书，总督云贵军务）。”清人包家吉《黔游日记》提及油榨街上的牌坊群：“将至贵阳城垣约二里许，新建节孝坊二十余座，跨道骈立。东来第一座石坊，上书‘万里封侯’，系为果勇侯杨芳所建而新茸者。”另外，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和道光《贵阳府志》卷八十四《节妇传》等史志中，也可寻到一些踪迹。

1923年，文通书局出版了一部贵州楹联大书——《六碑龛贵山联语》。编著者向义（1900年-1970年）为楹联大家、文史专家，早年为了研讨地方文献，不仅博览群书，还探幽寻胜，足迹遍及全省，共搜集五千多副楹联，从中精选千余幅成书。《联语》第十一卷《坊表》，即其亲自到牌坊群中采集而得。关于油榨街牌坊的记载有：“贵阳城南里许，石坊数十，屹立道周，以表扬节妇者为多。”其中多为名家所题，如晚清贵州麻哈（今麻江）状元夏用卿（同龢）祖母夏王氏坊，翁叔平相国题联；周颜氏、周杨氏娣姒节孝坊，贵阳乡贤、清同治间黔省乡试解元颜义宣（嗣徽）题等等。另有两广总督祁贡题高朱氏、高张氏娣姒节孝坊联云：“怡砚堂卅载松操，叹古井波澜，昆山冰雪，贞贤昭著心无二；芳杜洲千秋石楔，看枫宸纶綍，梓里讴吟，娣姒旌荣节有双。”

民国十七年（1928年），贵州地方政府创修贵南大马路时，油榨街牌坊群相继被拆除。所剩几座，在城市道路开发、旧城改造的过程中偶有发现。2012年，今油榨街附近南岳路上许氏民宅拆迁，一座石牌坊出人意料地显露出来。贵阳市重视文物保护，将牌坊挪到了嘉润路和花冠路交叉口处，并为这座牌坊建设了一座小型城市中心公园。这也是目前油榨街牌坊群唯一幸存的古牌坊。

牌坊为三间四柱石结构，高8米、宽9米，正面朝北而立。牌坊上方雕刻着精美的浮雕图案，下部边柱有抱鼓石，左右雕刻龙戏珠图。额匾左右字迹虽已模糊，但依稀可辨认：右侧为“广东广州知府高廷瑶之▢”，最后一个关键字缺漏；左侧为“文童高以愚之妻”，正中央“高张氏节孝坊”六个大字清晰可见。另外还根据坊上镌刻的一些模糊的字迹辨认，该坊“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竣工完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牌坊的四柱均有石刻对联，即上文中向义《联语》所载。结合《联语》中“粤督祁贡题高朱氏、高张氏娣姒节孝坊”所记，以及《贵阳府志·节妇传》中“高以愚妻张氏”所载，可知此牌坊为高廷瑶的儿媳妇高张氏的节孝坊。

民国贵阳曾有“华家的银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的谚语，描绘的便是贵阳三大家族华家、唐家、高家。高廷瑶即以“谷子”闻名的高家主人。高廷瑶，字青书，亦字雪庐。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中举，嘉庆六年（1801年）大挑一等以通判用，旋擢安徽凤阳同知，升广西平乐知府。后调广东肇庆府，旋又补广州府。任职之处，政声卓异，被誉为“嘉、道间循吏冠”。道光七年（1827年），高廷瑶引疾致仕，回归贵阳故里。其间，向义《联语》中为高张氏节孝坊题联的“粤督祁贡”祁贡，正好迁任贵州布政使，两人在广西即有同僚之谊。二人同在贵阳，交往更为亲密。高氏请祁贡为节孝牌坊题联，自在情理之中。

史书中，通常记载高廷瑶有二子，即高以廉、高以庄兄弟。但高廷瑶不仅只有两个儿子。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在《高以廉传》中，引录清末著名外交家、遵义沙滩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黎庶昌所撰《诰授通奉大夫心泉高公家传》，其中就说：“公讳以廉，字心泉，别号凤樵，姓高氏，贵筑洪边里北衙村人。……公有兄二人，早逝。弟以庄，字秀东，官四川营阳知县，有治声。”高以廉“早逝”的两位兄长，正是高以愚与高以宪兄弟。因其“早逝”，故在史志中，均无生平事迹的记载。但兄弟二人的朱氏、张氏两位孝节贤妻，以立坊的形式被记住。

据《贵阳府志》载：“高以愚妻张氏，瑶女，年二十适以愚。二十三岁夫殁，乏嗣。翁姑在堂，氏苦节侍奉。继姑生二子，氏助抚育成立。苦节三十四年。巡抚贺题旌。”“高朱氏”，即高以愚的弟弟高以宪的妻子。《贵阳府志》的记载是：“附贡生高以宪妻朱氏，云南监生玥之女，年十八适以宪。二十四以宪卒，遗一女。翁姑在堂，朱侍奉克敬，抚女长成。……翁姑晚年生子二，朱抚之成立婚配。……苦节三十四年。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巡抚题旌。”“巡抚贺”和“巡抚”指的就是时任贵州巡抚的贺长龄，其题请旌表的时间，与坊中所镌刻的建坊时间完全吻合。

回过头来看高张氏节孝牌坊祁贡题联，贵州文史馆馆员谭佛佑先生有所考察：上联开头所述的“怡砚堂”，正是高氏的轩堂名。廷瑶官于肇庆时，对肇庆产的端砚倍加喜爱，日常玩味，爱不释手，凡遇上品，更不惜解囊，购回收藏。日久竟达数百方之巨。后又陆续带回故里，置于堂中庋架，以怡子孙后代，且名其堂曰“怡砚堂”。至于“卅载松操”，正是朱、张两位节孝贤妇三十四年尽孝守节高尚德操的真实写照。下联开首的“芳杜洲千秋石楔”，不就是贵阳民众的母亲河——南明河上的胜迹佳景吗？全联对高氏的两位娣姒贞贤的褒扬表彰，真可谓入情入理。

牌坊作为传统“三从四德”思想的产物，自然有其时代局限性，但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民国年间的贵州籍学者乐嘉藻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提及：“今之牌坊，其原有三：其设于道周或桥头及陵墓前者，由古之华表而来。华表原名为桓，《说文》：桓，亭邮表也。《汉书注》曰‘县所治夹两边各一桓’……其设于公府坛庙大门之者，由古之乌头门而来……《唐六典》曰：‘六品以上，仍用乌头大门。’宋朝李诫《营造法式》中有乌头门说……与今之棂星门甚相似，今世仍有棂星门，又有变为牌坊式者……其用以族表者，由绰楔之制而来。”

（图片翻拍自徐宏力先生《中国摄影史1839-1949》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