敞亮700年贵阳老城

风景优美的甲秀楼。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徐其飞 摄

20世纪初贵阳一角。（图源：《贵阳百年图鉴》）

贵阳内城北门。 （图源：《贵阳百年图鉴》）

贵阳贯城河上太平桥。 （图源：《贵阳老照片》）

19世纪末贵阳南京街街区，今中华北路一带。 （图源：《城北旧时：百年云岩·影像记忆》）

贯城河，旧时贵阳城的中轴线，贯穿贵阳云岩、南明两个老城区的母亲河，一度在城市化进程中被“覆盖”20年。2024年1月，贯城河“太平路段”在太平路城市更新改造项目中正式揭盖复涌，至今“贯城河揭盖复涌工程”持续推进中。“揭盖”基于2012年以来贵阳市持续的生态环境修复和河道治理，贯城河生机恢复；“复涌”涌动的是历史的河流，也是城市的记忆。

今年1月，7908米长的贵阳老城历史城垣步道正式亮相。步道将贵阳历史上的“九门”与“四阁”连接为线，串联历史上的名胜、遗迹、乡贤、事迹等30余处历史文化节点为面，借助新技术，让老贵阳700年的时空展现在脚下。

“一河”“一道”的文脉延伸层面，则是“两片”——文昌阁、翠微园两个省级历史文化街区。近年来，贵阳市按照“城市核心、老城灵魂、文化高地、精神家园”的定位，根据“塑造节点、连通轴线、活化片区、还原记忆”的思路，创新打造“一河一道两片”，促进老城区文化保护传承，延续历史文脉，留住城市记忆。

“一河一道两片”规划建设高质量推进，敞亮的是700年贵阳老城的历史内涵与对外形象。

“先有贵州城，后有贵州省”

“先有贵州城，后有贵州省。”宋代，宋太祖赵匡胤赐名的“贵州”，专指贵阳一地。迟至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兵进入黔地，相中了如今贵阳这一军事要冲之地，即史志所谓“滇楚锁匙，蜀粤屏藩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称：“当四达之郊，控百蛮之会，一旦有警，则滇南隔绝，便成异域。故议者每以贵阳为滇南之门户，欲得滇南，未有不先从事贵阳者。自滇南而东出，贵阳其必争之地也”。于是“改贵州为顺元”，建“顺元城”，取归顺元朝之意。贵山之阳的盆地上响起了建筑城墙的夯土声，建成了贵阳有史可稽的第一座城池。

面积不过1.25平方公里，北门只及今永烈路一带，这是顺元城的大小。城为土城，城垣鄙薄，小如弹丸，其范围大体“南临南明河，北迄钟鼓楼（今永烈路一带），东至老东门，西至大西门”（郭长智、史继忠、何静梧《贵阳城市发展史》）。元亡后，“顺元”之名亦随之而亡，民间仍以旧名“贵州”称今贵阳。元残余势力梁王盘踞滇地，明朱元璋经略云南，以为“云南无贵州，是无云南也”，黔中地缘战略价值突显。洪武十五年（1382年）命镇远侯顾成、贵州都指挥使马烨将土城改为石城，北门扩展至今喷水池一带。

自元世祖至元十六到洪武十五年，期间经历百年，贵阳城区仅仅推进了数百米。随着“贵州”成为省名，原“贵州城”自当另取他名，即贵阳。“贵阳”因位于贵山之阳而得名，这一名称早见于贵州现存最早的方志——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里载有“贵阳八景”，足见贵阳一名已广泛使用，只是不是正式城名，直至明隆庆二年（1569年）建立贵阳府，贵阳地名正式使用至今。

此后贵阳的城市发展明显提速。据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可知至弘治年间（1470年-1505年），贵阳城公署、宫室、寺观、祠庙、关梁、馆驿、古迹等已齐备大观；据明嘉靖《贵州通志》，可知至嘉靖年间（1522年-1566年），学校、书院蔚然大盛。换言之，至明中期，贵阳已堪称冠盖云集、商旅不绝的繁华都市。至明晚天启六年（1627年），贵阳城迎来第二次大规模扩建，“于北门外增砌外墙六百余丈，设威清、六广、小东、红边四门”（文宗潞《贵阳乡土地理》），威清门在西，通往威清卫；六广门在北，可往六广；小东门在东，又称新东门；红边门在东北，是往红边。此为新城（亦称外城）格局。

自此贵阳有新、旧二城，共计面积2.5平方公里，状呈椭圆形：“市街以大十字为中心向周边扩展，除东、南、西、北四大街外，更有一街、二街、三街、四街、五街、六街……”（范松《黔中城市史》）。经由天启年间的修葺扩建，贵阳府城已经与周边省会城市一样，建造颇为规范。

清代，贵阳城几经重修、加固；清末民国年间，革命风起云涌，老城垣被视为“封闭”的象征，对城市发展造成的阻碍与日俱增。1926年，桐梓系军阀周西成主黔政，效仿西方的城市建设，成立贵州路政局，统筹修筑贵阳城区的马路，将老城北门一带隔离新城的城墙一并尽拆；两年后周西成引进“雪佛兰”轿车，新修城内第一条可通汽车的街道，沿途牌坊一律拆除，揭开了拆除城内牌坊的序幕。从民国十五年至民国三十五年的二十年间，贵阳古老的城墙和牌坊，基本上拆除殆尽。抗战军兴，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贵阳城迎来空前发展。“经过抗战八年的建设发展，贵州城市体系比战前有了很大变化，城市体系一改过去分割发展的局面，而向以贵阳为核心的完整的初具现代性的城市体系演进。”（王肇磊《略论抗战时期贵州城市体系的变迁》）。1941年，贵阳撤县设市。

新中国成立前，贵阳这座城的发展脉络大致为：贵州城—顺元城—宣城司城—贵州省城—贵阳府城—贵阳县—贵阳市。贵阳城也由封闭的封建城市向开放的近代化城市转型。这一发展过程漫长而缓慢，贵阳城市建设基本上是在山地盆地里进行量的扩张与质的提升。贵州“文化老人”刘学洙先生做过统计：“从建顺元城算起，历经670年，大约平均100年才增加城市面积1平方公里。”（刘学洙《从顺元城到金阳新区》）

1949年11月14日，贵阳城市建成区面积约6.8平方公里，人口21万——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从旧时代“接”过来的贵阳城市基数，也是农耕文明时代700余年贵阳建城的总数。以此为基点到20世纪70年代末，贵阳中心区的建成面积已达到36平方公里，平均每年完成的建设面积超过了历史记录的100倍。同时，按组团式结构布局，形成了以贵阳旧城为中心，围绕中心区、市区、郊区小城镇三个层次大规模推进城市建设的总格局，建成区总面积达83.4平方公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头三十年贵阳城市建设的总概念；进入新世纪，贵阳城的发展则是跳出山地盆地的局限，以拓展空间为特征，由此进入超越自我、再铸自我、向现代化都市迅速迈进的新时期。

“文献足征，溪山亦为之生色”

贵州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历史上在以土地为贵的农耕文明、以流通为尊的工业文明的两大文明周期中长期落后。“山国”贵州渐渐沦为“三野之地”：“一‘野’乃‘朝野’之‘野’，黔中远离国家政治中心；二‘野’乃‘文野’之‘野’，黔中远离华夏文化中心；三‘野’乃‘荒野’之‘野’，黔中远离帝国经济中心。”（王晓昕：《阳明入黔前的黔中文化与文化人》）

历史文献上的“贵州”由此大幅留白且面目模糊。有学者统计，在1413年“挂牌”成为明王朝的第十三个行省之前，贵州可稽的文献，除国史中“西南夷列传”“蛮夷传”“南蛮传”外，仅东晋《华阳国志·南中志》稍多，千余年累计不过寥寥万言；贵州形象长期处于“被描写”的状态，被遮蔽、被忽略、被曲解是历史的常态，以致被简化为“夜郎自大”“黔驴技穷”两个成语，以及“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文银”一个俗语。

及至明代贵州建省，文献渐丰：因明朝纂修全国大一统志，贵州迫于功令，自得依令行事，敦促各府县，“采辑山川风物，列款奏报”，以备纂修省志。故终明一代，修志之风寖盛；同时，汉族大量移入，一些著名人物如王阳明、邹元标的贬谪贵州，贬谪和宦游贵州的文人，或题咏山水，或发为专文，撰成专著；此外，亦有本地人潜心研学，发奋搜讨乡邦文献、著书立说，辛苦历年，独立任之而终有成者。（张新民：《贵州地方志举要》）

“文献足征，溪山亦为之生色。”（柴晓莲《贵州名胜考略》）因从政、贬谪来黔的士人，以及移民、经商而居黔的民众日多，亲临其地，方得以摈弃成见旧说，还原出贵州的多彩来。

先论“地方志书”。贵阳虽为一省首郡，迟至清道光《贵阳府志》问世前，并无专志。作为（道光）《贵阳府志》“正编”的“纪、传（录）、表、略、图（记）”五种体例，全貌似地勾勒出了贵阳的“面目”，作为余编的“文征”“杂识”，则为“面目”增添了“表情”。“文征”类似文选、文苑，可看作地方原始文献的专辑；“杂识”为稗野之说，举凡民族、风俗、怪异、趣闻、人物、农民、物产均有所及。“余编”文笔颇为生动，可补正史“厚度”之有余、“温度”之不足。如《贵阳地势》：“自贵阳而上至威清卫，日加隆耸。右畔青山，尖顶若数点芙蓉，可俯而扪。从来见云霞之状如画中之树，扁而不圆。至此卫馆舍西南，一望群峰矗立，白云千顷，如在足下，变幻百出，或如沸汤，或成叠垒。昔之所称为车为布为轮为马为牛，皆不足以状其妙。”新中国成立后，贵阳的新式方志已进入第三轮周期，各类志书齐备。

再说“士人著述”。1996年出版的《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一书可做索引参考。该书收录贵州人士的著述、宦黔职官和外省人士撰写有关贵州的著作以及贵州地方出版物。版本形式包括1840年以前的刻本，清末、民国时期的刻本、铅印本、石印本线装图书和各个时期的稿本、抄本，新中国成立后依据上述各个时期的原刻、原本油印、复印、晒印的图书等。该书按经、史、子、集、丛五部进行分类，共收录图书1154部，其中稿本66种、抄本153种。其中关涉贵阳的著述不少，且可细分为“客籍士人”和“本籍士人”两类著述。尤其是入黔的客籍士人，他们有“游黔”“宦黔”“谪黔”“寓黔”等几种情形，留下了数量不少与黔人、黔地、黔事相关的著述，为外省人士了解贵州贵阳提供了机缘。

“游黔”之文广博。王士性《黔志》、徐霞客《黔游日记》、刑慈静《黔涂略》是明代三位旅行者的“黔游三书”，其中不乏关涉贵阳者。王士性一生好游，游记文章亦多，所谓“无时不游，无地不游，无官不游，而文章即于其灿焉耳”（张新民点校：《黔南丛书》第9辑）。徐霞客于王士性后游黔，在游记中不仅援引其说，且以“王十岳”尊之。徐氏以布衣身份遍历踏勘黔地山水风物，举凡山脉经络、河道源流、地貌生态、洞壑潜水、岩峰崖劭、飞瀑流泉、植被物种、矿藏土物、民俗风情，均可在《黔游日记》中寻得。刑慈静为女子，山东人，从夫君宦黔，夫卒于官后，携子从贵阳归故里，《黔涂略》即记其途中见闻之事，通读全文，由黔至鲁之水陆交通状况、黔湘地势之险恶、百姓生存之艰辛等，皆可一一窥见。从明代始，贵州贵阳的“面目”开始被既广且博地描摹。

“宦黔”之文精深。为官一方，除肩负守土之责外，兴教化、明礼乐、敦风俗自是应有之意，故亭台楼阁、学校文庙、典册志书后，均留下了宦黔士人敦尚教化、崇儒兴学的手迹和身影，借由文化让地“灵”、让人“杰”。江东之、田雯等可谓其中代表。

“谪黔”之文光明。本是万里投荒，却为黔中开出一片光明。王阳明贬谪龙场，然而藉由“龙场悟道”安顿身心，且结庐授徒，安顿他人身心——由此开黔学之始。其在黔中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文，写于贵州的《瘗旅文》《象祠记》，收入《古文观止》；其赴谪诗五十首、居夷诗一百多首，是其一身诗作的四分之一，始终看不出任何的悲观情绪与凄苦愁状，反而是充满了对贵州贵阳山水、自然、山民、门生的描绘与热爱，一如他在诗中所写：“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古洞闲来日日游，山中宰相胜封侯。”

“寓黔”之文平等。抗战军兴，“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了一张课桌”的时候，文化西迁浪潮中，一大批学人、文人寓居、路经大后方贵阳，再次对贵州、贵阳进行了大探索、大发现。抗战给黔中带来的变化、外省人士对黔中的认识，都反映在当时人们留下的日记、游记、调查报告、新闻采访之中。这些文字数量巨大，内容涉及黔地山川河流、风土物产、居民人口、风俗习俗、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教育、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方面，是全方位的记录。读当年留下的文字，可以强烈地感到作者完全抛弃了贵州“蛮荒、落后”的偏见，对山民有着完全平等的态度。

状写贵地黔中的客籍士人，因流向平日远在天边的西南，从而重新认识了贵州贵阳，此地雄奇险诡的山川、冬暖夏凉的气候以及勤劳坚韧、朴实厚道的人民、多彩多姿的文化，也借由他们的笔墨走出黔山。

随着“客籍士人”的文化熏染和“本籍士人”的自强不息，明清时期“万马如龙出贵州”“七百进士、六千举人”“三鼎甲一探花”，彰显了黔地“灵”、黔人“杰”，谢三秀、杨文骢、周渔璜、姚华、陈法等乡贤留下的文墨间，饱含着对故乡的深情。而今，贵阳已由“他者描述”发展至“自我表述”的阶段，贵州贵阳人在各个场合向外界作自我“陈述”或“推介”时，言辞间充满了底气。

从“贵州三无”到“多彩贵州”“爽爽贵阳”

打破“历史偏见”、重塑“对外形象”，也是如今黔地各界的共识。贵阳近些年来的具体实践，可总结为两条显性路径：一条是名牌的打造，另一条是命题的践行。

2005年发力打造的“多彩贵州”品牌，首次将有着“文化千岛”美誉、被称为民族文化的宏大博物馆的贵州，提炼为“多彩贵州”这一区域符号标识。经过多年发展，引用武汉大学《“多彩贵州”品牌发展研究》一书的研究成果，“多彩贵州”是全国第一个省级文化品牌，经过品牌化、产业化、公益化的发展，品牌全面爆发，品牌观念深入人心，品牌形象、影响力迈向国际化。“贵州”也由此成为“多彩贵州”。

与此同时，贵阳成功打造了“爽爽贵阳”城市品牌，且内涵不断丰富：爽爽贵阳，贵在爽身。盛夏时节的贵阳，没有骄阳似火，唯有凉意满怀，阵阵清风浸润身体的每个毛孔，犹如置身茂密林荫之下，又似身处空山幽谷之中，尽享天然空调、生态氧吧的舒爽清凉；爽爽贵阳，贵在爽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跨越浩瀚的历史长河，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多彩文脉在这里激荡；爽爽贵阳，贵在爽眼。贵阳是一个青山如屏、水鸣如琴、别有洞天的大山地公园、大森林公园，“溪瀑峡石洞城”浑然天成、“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共生；爽爽贵阳，贵在爽口。贵阳，一块神秘又独立的风味自留地，一座汇聚四方佳肴的美食博物馆，山城的韵味和人情的意味在这里相互交织，酸辣的刺激与奇鲜的柔美在这里激烈碰撞，造就了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人间风味；爽爽贵阳，贵在爽购。曾经“地无三尺平”的贵阳，早已架起了千山万壑上的“高速平原”，随着天堑变通途，“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黔货”走出大山、“天生丽质难自弃”的“贵品”走向世界；爽爽贵阳，贵在爽游。贵阳无山不青、无峰不险、无林不茂、无水不秀，东西南北皆有美景，老幼中青各得其所。

“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是贵州近20年来影响最大、被付诸实践最多的文化命题。黔地藉此摆脱“被描写”的被动状态，走向“自己描写自己”的自觉与自信。我们可以通过几个时间节点、几部代表著作，一窥该文化命题的践行轨迹：2002年，钱理群教授以黔友的身份和戴明贤、袁本良、杜应国等黔人共编《贵州读本》，第一次提出“认识脚下的土地”，重新“发现贵州”；这一主张，由贵州学者何光渝理论化为“构建地方文化知识谱系”的命题并于2005年正式提出。这一命题，引领了黔地文献、文学、文史、文化等领域的同向而行、同向发力：2016年，贵州启动“前六百年未曾有，后一百年难再有”的大型文献集《贵州文库》；2021年，地方文化研究标志性成果《安顺城记》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学术研讨会，引发巨大学术回响；2023年7月，贵阳启动编纂的《贵阳历史文化丛书》是“强省会”背景下贵阳历史文化的第一张“标准彩照”，丛书深挖“红色文化、阳明文化、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群众文化”品牌，推介“爽身、爽心、爽眼、爽口、爽购、爽游”的“六爽”贵阳……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