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乡风物写来看

《板桥笔意》

《地下奇观》

《白龙洞一角》

■ 人物名片 刘复莘，1925年4月生于贵州省贵阳青岩古镇。1945年毕业于正则艺术专科学校，师承著名画家、艺术教育家吕凤子先生，受业于著名画家、文博专家、社会活动家、贵州乡贤谢孝思先生及著名画家苏葆桢先生。刘复莘先生2004年11月辞世。生前为国家一级美术师，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老年书画研究会会员，于城市雕塑、室内外装饰设计、园林设计、中国画山水、人物、花鸟皆有涉猎，尤以画竹及溶洞的表现享誉艺坛。作品陈列、收藏于北京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中国美术馆及省、市相关机构。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贵州画院（贵州美术馆）用一场展览，来纪念一位艺术全才、中国画名家的百年诞辰。4月11日，“刘复莘中国画作品展”在贵州美术馆开幕，来自当代画坛、文博考古、建筑设计等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刘复莘家属代表出席，他们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和亲身经历出发，重温了刘复莘艺术的地域性、时代性、创新性。

刘复莘先生一生游于艺，师承于“三百年来第一流”的吕凤子先生，受业于著名画家、文博专家谢孝思先生及著名画家苏葆桢先生，有着厚实的传统国画根柢；又习得素描、油画、雕塑、工艺等门类，兼具造型与色彩能力。其早期作品“广且博”，分布在厅堂、广场、大地上：1953年参与设计贵阳黔灵山公园“解放贵州革命先烈纪念碑”；1959年为北京人民大会堂贵州厅设计制作以贵州朱砂石堆成的大型作品“贵州万宝山”。1979年又为贵州厅制作不同矿物的山石盆景十组；1967年参加贵阳市人民广场毛泽东巨型雕像的设计制作。上世纪80年代后，其作品“精且深”，画架上的中国画竹、石二科及溶洞名世，题材对象皆为绘制者无或绘制者少。他的作品有一个共同主题：黔地的山乡风物。此次展览展出的一百多幅作品，充分展现了刘复莘先生将贵州地域特色与中国画融合的艺术风格。展览延展至5月11日。

一、“孺子牛”

“刘复莘先生生于1925年，因生肖属牛，亦善画牛，故以孺子牛自居，并自篆印章‘孺子牛’。”在诗词楹联名家、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德谦看来，“孺子牛”既见其秉性之谦和，亦见其艺术一生的勤勉与多才。

刘复莘籍贯贵阳青岩，1937年“七七事变”后，贵阳作为抗战大后方，为文化西迁地。国内文化名人寓居筑城，浙江大学等高校一度迁入青岩办学。刘复莘拜寓居青岩的花鸟画名家景筱南为师，同时又向任教清华中学的肖像名家李宗津学习素描；求学达德学校时求教于谢孝思，遂以美术为志业；随后入正则艺术专科学校，师从吕凤子、景筱南、谢孝思等诸大家，学习内容中西合璧。毕业后曾于贵阳举办了综合性的个人作品展，作品内容涵括中西绘画、雕塑及工艺美术等，于青年画家中崭露头角。1949年以来，刘复莘的艺术版图进一步扩展：他从事影剧广告的制作，是当时贵阳最早的广告设计制作者，为本土众多报刊杂志做封面及刊头设计，展现和记录了黔地社会发展的状态和风貌。1956年，刘复莘调入贵州省建筑设计院，主要从事建筑装饰、建筑浮雕、风景园林和建筑模型制作等工作，成为贵州城市雕塑、建筑模型、装饰设计等领域最早的探索者和实践者。

考古专家、贵州省博物馆原副馆长、省文史馆馆员梁太鹤先生回忆了刘复莘在考古文博领域的贡献。他说，鉴于刘先生在雕塑、工艺等方面的能力和精力，省博物馆常常邀请其参加文物恢复工作：1958年帮助制作播州土司杨粲墓模型，展出时轰动一时；1976年参加省博物馆考古发掘出土的东汉铜车马修复工作，铜车马大小构件近三百件，须一件件揣摩、修复、拼接、组合，至今仍是省博物馆青铜文物的一件镇馆之宝。

“1973年复制恐龙化石是刘先生别有感触的一段回忆。”梁太鹤说，当时贵州没有出土过恐龙，需要到北京自然博物馆去复制云南出土的禄丰龙化石。省博物馆邀请刘先生与馆里的刘骥麟老师一起承担这项工作。禄丰龙属于中大型恐龙，所有骨骼化石组装起来长达六七米、高近三米。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专家不太瞧得上贵州派去的两名复制人，称复制至少需要半年时间，尤其担心化石一块块拆下制模，原件会受到损坏。刘先生为此憋着一股子劲，经过摸索，不按常规办法制模脱模，采用自创土法，既节约成本、又节约时间，仅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全部复制，原件丝毫无损。北京自然博物馆的专家大为惊异，赶紧向他们取经。“刘先生这是为贵州争了一次光。”梁老师说。

刘复莘先生曾经两次受邀参加北京人民大会堂贵州厅的设计和布置。贵州省政府法制办原调研员顾跃是知情者和见证者：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贵州厅布置，为突出地域特色，考虑到用贵州特产的朱砂石等石材堆成石山，最终采用中国画和山水盆景制作手法，完成了一座高4米、重3吨的朱砂山，即后来被命名的“贵州万宝山”；1979年贵州厅第二次布置，又以朱砂、水晶等不同矿石制作了十组盆景，被誉为无声的诗、立体的画。

刘复莘先生为长子取名曰“艺”，长女名曰“乐”，次子名曰“塑”，这一细节不仅揭示了刘先生对子女的期许，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他的艺术之“全”，对艺术之“爱”。

二、“竹痴”“洞迷”

1980年，贵州省国画院（贵州画院前身）成立，刘复莘调入任专职画家。因爱黔山之绿竹劲挺、溶洞瑰琦，此二者恰为其绘事用力最深者，他也因此获得了两个外号：一曰“竹痴”、一曰“洞迷”。

刘先生所痴之“竹”，为贵州藤竹。竹子是中国文人画家最喜爱的国画传统题材之一，早在唐代竹画就开始兴盛，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自北宋画家文同创立墨竹画派以来，历代涌现了许多画竹高手，如元代吴镇、明代王绂、清代郑板桥等；贵州绘画史上也涌现过不少画竹名家，佼佼者如明代杨龙友，清代孙竹雅、孙竹荪，民国胡楚渔，当代卓问渔等。所画之竹，多慈竹、苦竹、楠竹、毛竹、水竹之属，贵州特有的藤竹长在深山人未识，更遑论入画。

刘复莘先生自弱冠习墨竹，直至40余年后的1980年才偶见“藤长以丈数”的藤竹。他在《贵州藤竹》一文中记录了此次探查经历：“满山清脆蒙茸，高高低低，长长短短，悬挂于陡壁之间，漂浮于溪流之上。”藤竹可入画，且是“极新颖独特的画材”，于是他跋涉于高山密林之中，发现黔中不止一处有藤竹：“有垂叶垂条，竿肥而墨青者，在册亨；叶大枝斜，多岔横生，长于原始森林中者，在荔波；竿黄兼青，叶细向上，矫健如龙者在长顺；叶长、叶尖微赭，垂竿墨赤、密叶如蓑者，在赤水……”我省藤竹因产地不同而品种各异，结构却大体相同：状似柳之柔长，而柳无其劲；又若藤之坚韧，而藤无其节。居高岩而下拂，临清流以逸扬。

这些品种，刘先生都一一寻踪写生，细心观察藤竹在风、雨、晴、雪、朝雾、晚霞中的姿态，颇有所得，正所谓“我有胸中十万竿，一时飞作淋漓墨”。然而所画藤竹问世之初，不为同道所承认，就连他的老师谢孝思先生见后亦问“是否杜撰？”待其赴长顺观后惊叹不已，遂赞曰：“老夫八十又三矣，尚不知吾乡有此竹，尔专此竹，画此竹，黔人画黔竹，得天独厚，有厚望焉！”1988年又评曰：“发现家乡藤竹之美妙，引入画本，复缀以滩崖泉石，山花野鸟，清新朗爽，刚健婀娜，于墨竹一道中直可谓前无古人矣。”

贵州藤竹在偶然间因了一个人，成为一种全新题材进入到中国传统绘画视野。

先生所迷之“洞”，为贵州溶洞。贵州有“山国”之称，加之喀斯特地貌发育，有“无地不山，无山不洞”之说。1965年贵阳南郊公园发现白龙洞，刘复莘先生参加洞内景观设计。溶洞之景繁复万变、鬼斧神工、如梦如幻，属贵州奇特壮美的地下景观，似乎极易入画。刘先生当年即酝酿用国画手法来表现溶洞，然而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付诸纸笔。究其原因，源于看似容易、着笔难。检点古今名家画迹，石涛、渐江、梅清及当代画家钱松喦等也曾涉笔溶洞，但不过将溶洞作为局部背景聊写其意，未能形成溶洞山水画的技法与传统，需要创新创造。

为画好溶洞，刘先生足迹遍布省内诸多溶洞，心摩手写，前后经20余个寒暑，积累了丰富的素材，最终创造性地推出了溶洞题材国画作品。

此次画展策展人、贵州画院专职画家袁海曾著文赏析：“以技法论，刘先生于溶洞画法，在于勾勒具体形状，使钟乳石形象错落，勾勒之法多蕴书法用笔于其间，造型外紧内松，浑厚饱满，西法透视，稍显出立体状态而不违笔墨主体。外廓多用长线，起伏变化，转折轻重，松活自如，一任以形为准。内中以短线在结构处、细节处迤逦写出，渲染淡墨，略施淡赭或者石青、墨绿，因地制宜，近处浓重，渐次推远，远处愈淡，甚而影影绰绰，介乎清晰模糊之间。在具体造型后，则大笔搦墨，濡染铺排，恣意泼写，引导氤氲，随机生发，小心收拾，在具象与无形抽象之间，二者融合统一，浑然天成。”此前，顾汶光先生曾有评价：“既有素描的精准、油画的厚重、雕塑的立体感和工艺的装饰味，又不失国画本身的笔墨情趣与神韵。”

“亿年积累世无闻”的溶洞，由此“一腔锦绣献今人”。刘复莘先生也得以再次成为家乡美景的代言人。此次“刘复莘中国画作品展”展出之际，陈德谦先生特作联语以概括其画藤竹、溶洞的成就，联云：“风晴雨雪，潇洒婆娑，枝叶凌霄摇俊逸；俯仰纵横，瑰琦磊落，洞天藏峡踞峥嵘。”

贵州美术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