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虚实实话“双城”

特约撰稿人 周之江

时隔二十多年，再来桂林。不过，此行却非游山玩水，是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之邀，参加山水阅读节2025·系列活动之一“城市的文艺入口：桂林&安顺阅读双城记”系列文化活动暨“山民叙——戴明贤艺事展”，蒙主办方不弃，有六分钟发言机会，时间受限，仓促收尾，有点不吐不快的遗憾，索性写成文字，聊作弥补。

当初选择桂林作为旅游目的地，恰好印证了研讨会的主题——“文艺作为入口，探寻阅读城市的路径”。

对桂林的初印象，可追溯至小学语文《桂林山水》那篇课文，那句“桂林山水甲天下”从此挥之不去，成为不能不来的诱惑。

如记忆不误，中小学课本里，也有安顺黄果树瀑布的图片。一个城市也好，一个景点也罢，要想吸引更多的流量，大概没有比这更好的宣传平台了。

二零零九年，曾在中国美术馆看“向祖国汇报——新中国美术六十年”大展。跟朋友说，基本上是看了个中小学历史、语文课本插图展。不完全是玩笑，背后的逻辑其实暗合研讨会的主题，文艺的力量不可小觑，我们对很多城市的认知，往往来自文艺作品的描写，比如，苏东坡之于杭州，鲁迅之于绍兴，李劼人之于成都，汪曾祺之于高邮，等等。

某种意义上，文艺也是文艺爱好者的城市“接头暗号”。二零一九年夏天，有机会去高邮参加汪曾祺先生百年诞辰活动，在汪曾祺纪念馆正门街对面下得车来，就是一家卖当地卤味的小店，定睛看时，什么兰花豆、花生米、卤豆腐干、牛肉、蒲包肉和猪头肉之类，正是汪先生小说《异禀》里写到的场景。一时调皮，随口问老板：“你们家有厕所吗？”

对方不知所云，甚至有点困惑。我自知不妥，快步走开，倒是同行嘉宾都若有会心，相视一笑。

无他，“汪迷”们心有灵犀耳。

因为，《异禀》的主人公王二，是个摆熏烧摊子也就是卖卤味的生意人，手艺不错，勤快谦和，生意越做越兴旺。某天，街坊邻里闲聊，谈起人生有命，凡是有所作为的，都有异相或者有特殊的禀赋。大家问王二，你这些年财源茂盛，也肯定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

敦促之下，王二很诚恳地欠一欠身说：“我呀，有那么一点：大小解分清。也就是说，我解手时，总是先解小手，后解大手。”

闲聊散场，有一位药店的学徒陈相公不见了。汪曾祺写道，“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们俩解大手的时候”。

文艺的力量，就在这些微妙之处。桂林的山水，安顺的瀑布，都是城市的“文艺入口”和“接头暗号”。

当然，要进入安顺这座城市，更值得推荐的“文艺入口”，窃以为是阅读戴明贤先生的著作。去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付梓了戴先生新著《石城》。所谓“石城”，其实正是安顺的文艺化表达。

有意思的是，戴先生出生于安顺，却幼小离家，在贵阳生活的时间远要长得多，但其创作，却动辄就回到故乡。安顺与贵阳，论物理距离，尚不足一百公里。论风俗人情，也不算是差异巨大。他却偏偏念兹在兹，一写再写，其故安在哉？

搞不好，可以在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那里找到一点答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在东京参加“东亚社会研究”学术讨论会，发表《人的研究在中国》，谈及一九三八年完成的博士毕业论文《江村经济》，一度在人类学界颇受诟病，认为他的研究方法不足取。因为，在当时的主流观点看来，人类学要探究的，是与自己文明不同的社会和人群，而《江村经济》一书的研究对象，却是费先生家乡江苏的开弦弓村。

然而，费先生之所以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并非出于逆反。他晚年自述，“我学人类学，简单地说，是想学习到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所以是有所为而为的。如果真如埃德蒙德所说中国人研究中国社会是不足取的，就是说，学了人类学也不能使我了解中国的话，我就不会投入人类学这门学科了，即使投入了，也早已改行了”。

而要研究和了解自己生长于兹的社会，费先生认为：“我想最好的办法还是多看到一些和自己社会不同的社会。”

这种“从‘自己’中分化出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两方面”的方式，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也提及，即所谓“分身以自省，推己以忖他”。

德国汉学家莫妮克把钱先生的这个方法总结为“倩女离魂法：我看人看我”，其实不难理解，钱夫人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里也讲到过类似方法，她说，自己被批斗时，“既是罪人，又自报消息。当时虽然没有人照相摄入镜头，我却能学孙悟空让‘元神’跳在半空中，观看自己的那副怪模样，背后还跟着七长八短一队戴着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这个分身而出的“元神”，便活脱脱是从“自己”中分化出来的观察者。

戴明贤先生也很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观察者。在《石城》一书里，有个非常独特的叙事角度，即那个“镜中人”的存在，这就是“跳在半空中”的“元神”了。

我甚至怀疑，戴先生要是一直待在安顺，也许就不会有《石城》，以及二十年前那本《一个人的安顺》。

家父有个很有意思的见解，讲到我浙江老家的亲戚们，他说，我们这一支远在贵阳，偶尔见面，避免了很多可能的是非，过滤掉了不愉快的日常琐碎，于是家乡种种，都是记忆里的美好。

另外一点启发，来自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的自述，他说，一个写作者的前二十年，涵盖了他的全部经验，余下的岁月则是在观察。写作者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观察世界，一生只有一次。而他的整个写作生涯，就是努力用人们共有的“庞大的公共世界”，来解说自己的私人世界。

诚哉斯言。

古今中外，不乏类似的伟大作家。他们以某个城市作为自己写作的“私人世界”，更以文字长久地回馈于故乡，前面提到的鲁迅、汪曾祺，就是最好的例子。

我自己有个归纳，即把这一类写作称为“小镇故事”。小说史上，早有先例，有好些非常著名的作品，比如，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生的《俄亥俄州温涅斯堡》，以及二零零一年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作家V.S.奈保尔的短篇小说集《米格尔街》，写的是关于英属殖民地特立尼达首府西班牙港的米格尔街上普通居民的故事。

还有例子可举，美国作家安妮·普鲁的《近距离：怀俄明故事》，十一个短篇，均以怀俄明州为背景，其中就有著名的《断背山》。

类似结构的小说着实不少。天津作家冯骥才的几本《俗世奇人》也在其列，用作者的话说：“这些奇人妙事，闻若未闻，倘若废置，岂不可惜？近日忽生一念，何不笔录下来，供后世赏玩之中，得知往昔此地之众生相耶？”

我熟悉的贵州作家王剑平兄所写《坝基》那几篇系列小说，以及廖国松老师的《旧时人物》，嘉兴青年作家王占黑的《街道江湖》，均可归于一路。

不过，戴先生的小说《石城》，还暗含着另外一层的“双城记”意味。姑且这样说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曾重刊过戴先生的回忆散文集，即《一个人的安顺》，跟这本《石城》可谓相映成趣。

在我看来，后者虽是虚构作品，但读时却随处遇见熟悉的人和事，我甚至无聊到在眉首页边，记录下各种本事，不是有考证之癖，而是深切地知道，这些经过小说加工的人和事，其实似是而非，别有寄寓。

戴先生自陈，《一个人的安顺》是实相，而《石城》是虚相，是在写安顺，也不尽然是安顺。

石城和安顺，也构成了虚实相生的一组“双城记”。

在这个意义上，《石城》有点像华裔美籍作家哈金的《小镇奇人异事》，作者说，故事发生的歇马亭，原型是辽宁省金县的一个小镇亮甲店，自己在那里生长了十二年，来美国后，常常想起，“在某种意义上，我写《小镇奇人异事》是为了把一些曾经在那里存在过的人和事物保存在纸上。不管是严酷的，还是温暖的。这是一本真实的书，没有任何事件是虚构的。作为一个作家，我所做的不过是重新编整结合人物和细节，将其安排进‘歇马亭’和它附近的村子里。”

《石城》又何尝不然，这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谓的“杂取种种，合成一个”。

哈金有段话说得好：“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地点，有些人物在不同的故事里重复出现，每个单篇都起着支撑别的故事的作用，整个书构成一部地方志式的道德史。但《小镇奇人异事》写的不仅是一个地方，也是一个时代。”

须强调的是，框定在一处小地方展开写作，格局未见得就一定也“小”，实则“一粒米中见世界”，背后有更普遍的东西存在。前面说过了，很多大作家，都有自己的“小城市”、“小乡镇”乃至是“小村庄”。

小说家的厉害，正在于构建虚实交错的世界，激发更普遍的共情和共鸣，《石城》不是只写给安顺人读的小说。《石城》的价值，亦绝不囿于这座西南“石城”而已。

现实存在的城市，是当下，是烟火人间，可吃可逛，可触可感；文字构筑的城市，是过往，是镜花水月，可追可怀，可叹可怨。出入虚实“双城”之间，大概能获得更饱满的城市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