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的养老人生

钱理群近照。

崔可忻在养老社区登台演唱。

《养老人生》书封。

钱理群重回精神基地，与老友戴明贤（左）、袁本良（右）在贵州安顺畅叙。

人物名片

钱理群，1939年1月30日出生于中国重庆市，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安顺学院终身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任主编。代表作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

钱理群在养老院摔了一跤。

那一夜，因为站不起来，深更半夜的他不想打扰别人，大概是感觉到自己没骨折也不严重，他躺在地板上过了一夜。那一夜他突发奇想——死亡离我越来越近了，我要看一看死亡是什么样子的。

天亮后，他被人扶起来，躺在床上，很高兴，又有了一个新的思考和研究课题了。

这已经不是钱理群第一次摔跤了，其实摔跤对于老年人并不是小事，一位老人因为摔了一跤就此瘫痪不起甚至仓促离世并不新鲜，从2015年7月14日，钱理群和老伴崔可忻决定卖了房子住进养老院至今，已近十年时间。

卖房住养老院，这是个大胆的决定，而且十年前，作为第一批入住那所新建成的燕园养老院的老人，他们可谓是大胆且先锋。从养老院的名字“燕园”就能看出，住在这里的老人，大多是知识分子。他们“摸着自己过河”开始了一趟未知的旅程。这十年间，钱理群经历了不少事：老伴患癌离世、自己患癌……每件事都给他带来不小的冲击，也让他写了好几本关于养老的书。近日，他的又一本新作《养老人生》出版，从2015年入住时“活力养老”的老年探险家，到如今丧妻患病，却依旧想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创作更多的作品，钱理群俨然有了完全不同的感想。

以往所知，大众面前那个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鲁迅的知名学者钱理群决定“摘掉面具”，因为“别人会忘记你的，那就完全回归到纯真的自我”。

这里不是世外桃源

人到老年，交友不易——这是儿童文学作家金波的感慨。

金波是与钱理群最早一拨入住燕园的老人。他入住养老院之前有过一番设想。人到老年，因为身体或精力的原因，总是力不从心，如果入住了养老院，那么生活上有人照顾，精神上可以结交新朋友，开启一段省心省力的活力养老生活。可一住进去却发现，感受到了完全另一种情况——首先，老人们年老体弱，在这里见到的多是疾病，老人们之间谈论的话题也是体衰甚至死亡，逐渐地他感受到一种无奈和孤独。因为思虑较多，又会生出许多怪异的想法。有焦虑，有怨气，而且找不到人去诉说。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钱理群。

在一次饭后，他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把满腔积攒的烦恼一股脑倾诉给了钱理群。没成想，钱理群听后只是用平缓的语气跟他说：“这里也是个小社会啊。”

这里也是个小社会！一句话，让金波从种种困惑中走出来，也让他反思住进来后的种种不适应而清醒过来。他开始承认，自己就是要在这个“小社会”里度过余生，就是一群无法违背自然规律的老人。无论从前有多少高官厚禄、功名声望，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取得过多么耀眼的成绩，在养老院，大家都是平等的人。这么想着，金波不再别扭，而是开始参加活动、聚会，结识了更多的朋友，也开始寻找老年生活新的目标。

其实在初入养老院阶段，许多老人都有一定能力寻找自己的新生活。老人们创立了各种活动小组，如舞蹈、爱乐、健身、朗诵、读书会等，还有邻里关怀走廊，每天晚饭后大家都聚在一起，用几分钟的时间打棒操，每天见面、聊天，感情逐渐浓厚，陌生人变成了好邻居、好朋友。

这便是钱理群所说的“摘掉面具”。在《九十岁的一年》里，钱理群读到了这样一句话：“为了你，我已摆脱了自我，不戴面具地践行生活……即我内心最深处的那种生活。”他眼前一亮：这句话道出了养老的本质。除了引发广泛讨论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句话，钱理群在许多文章中都在强调一种观点，那就是作为一个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是“戴着面具”生活的——童年、少年要学会“听话”，青年、中年开始步入社会，职业、身份、地位无形之中也成了一种卸不下的面具。当我们作为“群体性”的“我们”存在时，内在有可能会被遮蔽、压抑、不被承认。钱理群在书中写道：“现在老了，退休了，脱离了单位，成了养老院里的一个普通居民，没有头脑、身份、地位的老头、老太”，直到这一刻，才有时间去寻找真正的自己。

从看山是山，到看山不是山，再到看山仍是山，可能这就是许多老人对养老生活的体悟。

我的深情为你守候

钱理群的老伴崔可忻是位医生，在初入养老院时，她反复问丈夫：“这样整天吃吃喝喝，有什么意义？”于是，人老了去哪里寻找生命的意义成了令他们苦苦探索的问题。在退休前，医生忙碌、充实而有成就感的生活令崔可忻比钱理群更不适应老年的孤独感，对此钱理群也无能为力。不过崔可忻是位极有行动力的女性，她想到了结合自己的专业，从医学的角度切入养老问题。她得知北京大学成立了健康医疗大数据中心，便敏锐地察觉到，在老龄化的中国似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这也是新的机遇。她立即着手研究关于养老社区结合大数据的设想与建议。

两人为此想法兴奋不已。不过在书中，钱理群也不无遗憾地写道：“我们还是太天真，太过超前了，当时，几乎无人真正理解其重要性，遇到点实际困难，就被束之高阁，最后不了了之。”这使得两人的养老生活遇到了一大挫折。

不过，崔可忻并没有灰心，很快她便发现，养老院的老人们对于医学知识有着浓厚的兴趣，但看病的时候却时常病急乱投医，社会上还有种种针对老年人的保健骗局，她意识到有必要在养老院开展老年医学讲座。她收集了几乎所有的医学教科书，特意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制订了一个详细的教学计划，计划开展100次讲座。不过也因为种种条件限制，遗憾地没有完成。

钱理群形容两人是“屡战屡挫、屡挫屡战”。直到2018年8月，两人几乎同时确诊了癌症。

先是钱理群在北大医院做穿刺检查时，发现了前列腺癌症病灶，接着崔可忻感到胃疼，血糖也突然升高，这是胰腺癌的征兆。在2018年8月20日的日记中钱理群这样写道：“多年来一直担心得癌症，现在这一天还是来了。虽然不见得是绝症，但确实是我住院时预料的那样：我的人生最后一段路，终于由此开始了。”但这些话他并没有跟老伴说，因为他们已经就此讨论过许多次。在住进养老院时，两人就对“钱和死”两件大事达成了一致——钱该花就花，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尽量舒服，甚至不惜卖掉房子；对于生死也从不忌讳，用钱理群的话说，自己已经活到八十岁了，“再多活几年少活几年，已经无所谓了”。所以钱理群照样写文章，崔可忻照样唱歌。

一段时间治疗过后，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崔可忻的胰腺癌已经转移到腹腔，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两人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不再治疗，不求延长活命的时间，只求减少疼痛，有尊严地走完最后一段人生路。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崔可忻提出，在养老院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举行一场“告别演出”。演出排练期间，她疼得不行，只能吃吗啡，演出当天，她在医院输液到中午1点，换服装、练声，下午4点就站在了舞台上，完成了“天鹅的绝唱”。后来，钱理群写下了《我的深情为你守候》一文，作为《崔可忻纪念集》的序。

圆人生最后一个梦

钱老先生入住养老院的这些年，竟然笔耕不辍，写了十六七本书，500万字，平均每年两本，60万字。樊宝珠是钱老养老院的好邻居，随着大家逐渐熟识，老人们定期举办沙龙，而崔可忻就是第一批居民中最有影响力的“沙龙女主人”。因为崔可忻，樊宝珠认识了钱理群。在樊宝珠眼中，钱理群大部分时间都把自己关在书房里，那一亩三分地是他的精神花园。因此，他也很少参加社区的活动，崔大夫主持沙龙，钱先生便静静坐在客厅的角落，不说一句话，却可以感受到他的投入。

书的最后一章是《圆人生最后一个梦》，钱理群清楚，在80岁后，他逐渐进入了“精神上向顶峰攀登，身体却日渐衰退”的尴尬处境。尽管他盼望“88米寿”时仍然能保持思维活跃和创作丰富，但他心里明白自己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老年期的第二阶段：身体与精神的失能，很可能是身体的失能在先——“失能意味着自己已经不能独处、独居，更不可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要受他人支配，即使是出于爱的支配。我这样的独立知识分子是很难想象和接受的”。

2023年，钱理群的安顺之旅、南京之旅，都是回到故乡，钱老趁着还能行动自如，对于家乡涌起了“归属感”的渴望，他对自己的要求是：思考大问题，做小事情。

这人生最后一个梦便是写一本儿童文学。钱理群17岁时就想当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在81岁时与好友金波已经合作完成好几本书，其中也包含着钱理群的养老理念：回归童年，回归自然。金波说他：真是个浪漫的老头儿。

研究了一辈子鲁迅的钱理群在这本《养老人生》的最后，收录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鲁迅的《死后》，这篇有些阴鸷惊悚的小小说讲述了“我”想象自己死后一段时间内发生的事。另一篇也是鲁迅的，名为《死》，类似杂文，写了鲁迅对于死亡的种种哲学思考。鲁迅对于死的执拗是“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又想到有些人死前会希望得到别人的宽恕，对此态度仍旧倔强：“让他们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钱理群却似乎走向了另一端，他不似鲁迅那样冷峻，而是说：“我是一个可笑的老头儿，我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他打算把这句话刻在墓碑上。好友金波注意到，这两年，大家都说他越来越像弥勒佛了，金波便把自己收藏的铜雕弥勒佛像送给了钱老，而钱老将其放在茶几上，每天面对面对视着。

陈梦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