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回敦煌

青年时代的王重民先生。

1908年，伯希和花了三个星期在藏经洞里挑选经卷。

袁同礼先生。

王重民致信袁同礼。

在国家图书馆的敦煌吐鲁番学资料中心，静静存放着13000余张敦煌遗书老照片。这些老照片年逾八旬，涵盖了斯坦因、伯希和所劫敦煌文献中最精华的部分，但照片从何而来，往事如烟，一度被尘封在档案中。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最艰难的时刻，王重民、向达等年轻学者走出国门，以交换馆员的身份，与英法汉学家合作共事。旅欧5年，他们节衣缩食、受尽冷眼，终于拍得上万张敦煌遗书照片。

历尽艰辛换来的照片，却在日寇铁蹄下命运跌宕：照片影印出版前夕功败垂成，有的在长沙轰炸中化为灰烬，有的在海外流浪十多年……幸好，劫后余生，老照片终于回归公开时，敦煌“伤心史”早已远去，中国学人也已站在敦煌学研究的中心。

尘封照片

第一次在库房见到13000多张敦煌遗书老照片时，刘波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照片将带他踏入敦煌学学术史研究的大门。

那是他调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敦煌文献组的第一年，“这些老照片年头不短了，但在我们古籍馆只能算比较新的文献，每张照片大概有A4纸那么大，品相特别好，甚至没有一点泛黄的痕迹。”

这些老照片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共包含1500余种文献。因研究使用者不多，它们静静地躺在国图库房，时隔多年仍保持着最初的清晰面貌。1984年，20多岁的北大青年荣新江刚开始满世界寻找敦煌的旅程。他到巴黎翻看敦煌卷子，查找归义军史料，发现有的写本被反复借阅，千年纸张经不住人们翻来倒去的折腾，一些带有文字的纸块已然脱落而不知所踪。没想到，回国后，反而在国图珍藏的这些老照片上找到了清晰的文字。

荣新江的这个故事，刘波是后来才知道的。他如今担任国图古籍馆副馆长，不过，初次见到这批老照片时，他还是敦煌学的门外汉，“没有多想，只知道要小心一点，不能把它们弄坏了。”机缘巧合，第二年，国图百年馆庆编纂馆史，刘波负责撰写1931年至1937年的一章。翻阅一件件尘封档案时，一个名字频频出现在他眼前——王重民。

“王重民先生就是上万张老照片的主要拍摄者。”刘波说，从那时起，好奇心驱使着他，搜罗、阅读更多的史料，一段拍摄海外敦煌遗书珍本的往事由此浮出水面。

上世纪30年代，王重民等年轻的图书馆员受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以下简称为“平馆”）馆长袁同礼派遣，前往巴黎、伦敦等地，搜集、整理散落海外的敦煌遗书。5年时间，他们共拍摄照片13000余张。这些照片使国人第一次比较完整地看到了“伯希和劫经”的面貌，成为此后中国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重要依据。

王重民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今信息管理系）创始人，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曾作为代理馆长，主持革故鼎新之际的国家图书馆。在图书馆学界、目录版本学界，他是毋庸置疑的一代学术大家。1941年平馆善本秘密运往美国保存前，王重民冒险抵达上海，每天潜入法租界，从300箱古籍中精挑细选出100箱善本精华，靠的就是大脑中堪比计算机索引的学术积淀。

王重民还是中国第二代敦煌学人的中坚人物。欧洲访学期间，他为伯希和所劫敦煌卷子编了一整套目录，后来收进他主持编纂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这套总目索引，至今仍是许多敦煌研究者的“寻宝地图”。用国家图书馆副研究员李德范的话说，“世界上凡是研究敦煌学的人，没有不利用这本书的。”

遗憾的是，王重民的名字一直以来并非大众关注的热点，更不用说这段海外寻回“敦煌”的陈年往事。

所幸，刘波对往事的探寻并非终点。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王重民全集》编纂”立项。如今，随着项目接近尾声，散藏于国家图书馆、北大信息管理系乃至法国、英国、美国等地的信札、史料汇聚一处，王重民的生平与形象逐渐鲜活生动。而中国学人在国家最艰难的时刻，宁愿饿着肚子受气也要寻回敦煌文献的故事，也走进了更多人的视野。

1900年，八国联军肆虐华夏之时，王道士不经意打开了敦煌莫高窟17号洞窟，数万件4至11世纪的古代写本重见天日。生不逢时，敦煌遗书的命运注定坎坷。自1907年起，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日本的大谷探险队、俄国的鄂登堡、美国的华尔纳纷纷涌至敦煌，以各种名目劫走了数不清的敦煌瑰宝。国宝散落异乡，中国学者既不可望，亦不可即。

1909年，伯希和到北京，随身携带部分敦煌卷子。不成想消息走漏，国学大师罗振玉带着王国维找上了门。看到伯希和手中的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所写木刻本古书，罗振玉大为惊叹：宋代的古籍流传近千年已不容易，何况这些更古老的？

他急忙找人一起抄录文献，一时之间，伯希和在八宝胡同的住处，成了北京的一道学术风景线。中国敦煌学的第一批代表性人物——董康、罗振玉、王国维、王仁俊、蒋斧、叶恭绰等，穿梭往来于八宝胡同，或抄录，或阅读，忙个不停。

作为中国人，抄写被外国人劫取的本国经卷，他们内心深处的“可恨可悲”自不必说。可国家孱弱，他们只能寄希望于伯希和的“善意”，奋笔疾书。敦煌宝藏已经落入外国人手中，研究上不能再落于人后了。

从八宝胡同抄录敦煌文献的第二天，罗振玉就写出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一文，首次公开向国人介绍敦煌石室宝藏及其发现的情况。中国敦煌学的起步由此开始。

然而，更多的敦煌遗书早已被伯希和、斯坦因运回欧洲。

1910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游历欧洲，渴望一睹伯希和劫取的敦煌卷子。好不容易获得特别参观许可，结果却发现，珍贵的文献被锁在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部的一个“密室”内。重重大门和铁锁保护下，伯希和秘不示人的态度可见一斑。

保管斯坦因所劫文献的大英博物馆东方写本部，态度更是拒人于千里之外。1933年，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曾受平馆委托，与之商量拍摄敦煌遗书中佛经以外的写本，遭到拒绝。浦江清退而求其次，请求入库选取部分写本以便抄录，又被拒绝。馆方只允许他依据目录厅中的编号卡片，限时限量借阅。然而，这些卡片只有编号，一点内容提要都没有，怎么可能从几千件敦煌文书中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浦江清实在没办法，又提出义务为英藏敦煌文献编目，以方便学者利用，最后还是吃了闭门羹。

第二年，浦江清的好友张荫麟途经伦敦，来到大英博物馆。吸取好友的前车之鉴，张荫麟索性不找工作人员借阅，而是站在写本陈列室内，利用展品的更换，逐字抄录了数十种敦煌写本。

张荫麟在大英博物馆抄录敦煌写本的同一年，王重民来到法国，终获法国国家图书馆和伯希和认可，成为第一个在西方图书馆编写敦煌卷子目录的中国学者。伯希和被称为汉学界的“祖师爷”，曾感慨中国人“以德报怨”——相比斯坦因，他对于从中国地盘上拿走那么多宝藏，似乎还知道不好意思。但他“完全没有兴趣培养年轻的汉学家”，与他交往六年的西方汉学家丹尼斯·赛诺曾斩钉截铁地说：“第一眼的和善与亲切绝不是伯希和的主要性格特征。”

貌不惊人的中国青年学者王重民，凭什么打动了伯希和？这就不得不说到王重民的恩师袁同礼先生。

交换馆员

袁同礼主导平馆馆务多年，曾留学美国，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实习，是那个年代少有的现代图书馆学人才。更为难得的是，他的朋友圈网罗了一大批知名汉学家，法国的伯希和、德国的钢和泰、瑞典的斯文·赫定、美国的恒慕义和费正清，都频频出现在他的往来信札中。

大概是受益于自己在国外图书馆的经历，袁同礼深知中外交流对于学术研究的意义。他极富远见地意识到，世界一流的图书馆首先需要专业人才，而国外图书馆所藏的中文图书，则需要中国学者帮忙整理。一方缺历练，一方缺人手，何不交换馆员，各取所需？

1930年，平馆与国外各大图书馆的“交换馆员之办法”应运而生。从这一年开始，平馆先后派遣了10余名馆员赴海外访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德国国立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都有袁同礼散播出去的“学术种子”；与此同时，平馆也出现了杜乃扬等欧美图书馆员的身影。

王重民是交换馆员中最突出的一位，亦是袁同礼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二人相识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上，彼时，王重民颇有点“成长的烦恼”。

他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的一个农村大家庭。中学毕业后，父亲希望他考取速成班，或是官费学校，以后可以做官，早些赚钱。但王重民受到新文化思潮熏陶，坚信“求学问可以赚大洋的观念是不对的”。父子俩谈不拢，父亲一怒之下，中断了他的经济来源。

为完成学业，王重民只得自力更生，当过家庭教师，做过《益世报》兼职编辑，有时也为报刊撰写文章，用稿酬补贴学杂费。老师们得知他的困难，纷纷出手相助。袁同礼那时任北海图书馆（后并入平馆）馆长，便介绍他课余到馆里兼职。从这时起，王重民的学术和教书生涯再也没有离开图书馆。

他没有辜负老师的赏识。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那时在教育部编审处任职，为王重民谋了一件差事——给近年出版的杂志编纂一份国学论文索引。

什么是论文索引？对于今天习惯网络检索的年轻人来说，可能过于陌生了。刘波解释：“编纂索引，就是把当时报刊上刊登的所有关于国学的文章收集起来，按照人名、文章名字编一个索引目录，这样别人就可以很方便地检索。”如果打个比方，“有点像现在的中国知网论文库，只不过那时没办法进行网络检索。”

凭一己之力编纂一份纸质版“中国知网”，可想而知，工作量有多大。然而，20多岁的王重民只花了一个暑假，遍访北平各大图书馆，阅读了近60种杂志，居然完成了涵盖1905年至1925年所有杂志的《国学论文索引》。皇皇五册巨著，详细记录了每篇国学论文的题名、作者及所在杂志的卷数、期数，有的还附有内容摘要。这份“暑假作业”正式出版后，立即成为当时研究国学的重要工具书。

不仅如此，大学期间，王重民还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编纂过《四库抽毁书提要》，帮助梁启超纂修过《图书大辞典》，甚至出版了专著《老子考》。有了这样亮眼的“简历”，未等毕业，王重民就正式入职平馆。第二年，因工作出色，被袁同礼委以重任，担任平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兼索引组组长。

袁同礼是王重民最早的伯乐，但欣赏他才华的学者还可以列出一长串。胡适晚年对《水经注》研究情有独钟，其缘起就是王重民的一封信。二人往来信件中，与《水经注》相关的就有160余封。

王重民脑袋里到底装了多少古籍？专业是无线电技术的次子王平，曾经一无所知。直到父亲去世后，王平帮助母亲抄录父亲生前的文章，才惊讶地发现，许多字自己居然都不认识，只好照猫画虎地描下来。他不由地感慨，父亲称得上那个时代最强的“电脑”和“搜索引擎”了。

应该是这种堪比电脑的超强能力，让袁同礼将他视为派往法国的不二人选，也让他得到了伯希和等法国学者的认同。

当时，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了一大批伯希和从东方带回的中文书籍，但馆里却没有懂中文的研究馆员。唯一有能力整理编目的伯希和，忙得无暇分身。如此，2072种约3万册书籍竟被束之高阁，完全无法利用。王重民一来，伯希和迫不及待地把这项紧急任务派给了他。王重民不负众望，如今，他编写的两大册厚厚的目录，仍存放在法图，作为工具书福泽后人。除了中文图书，伯希和及他的老师沙畹收藏的东方拓片，也经王重民之手，第一次有了完整清晰的目录。

不仅完成了“超人的工作”，王重民似乎还继承了恩师袁同礼的社交才能。伯希和异常繁忙，王重民与他的私人交往不算多，但戴密微等其他法国汉学家就不一样了。每周三，戴密微都与王重民会面，两人约定，如果谁有事不能赴约，就写信问候对方或交流汉学讯息。1952年，戴密微出版《吐蕃僧诤记》时，首先感谢的就是王重民。1939年，王重民的儿子王黎敦出生，法国汉学家杜乃扬还帮他物色保姆，而戴密微夫妇则送去了一只婴儿摇篮。

有了伯希和的认可和法国朋友的照顾，阅读、整理甚至拍摄法藏敦煌遗书变得顺理成章。但法国朋友可能不知道，“超人的工作”中，王重民最关心的始终是敦煌遗书。

为平馆拍摄敦煌遗书，这项大工程最初究竟是袁同礼的动议，还是王重民的建言，已经无从考究。但旅欧5年，每次有机会借阅敦煌遗书，王重民总觉“最为快乐”。他的遗孀刘脩业曾回忆：“巴黎如画的风光和繁华的生活，都没有使他陶醉……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这些（敦煌）写本上。”

而在国内，王重民赴法不足半年，袁同礼已经开始为拍摄敦煌遗书的大项目“拉赞助”，找经费。“袁先生应该早有规划，一开始就不是单纯派人去编目。”刘波推测，用拍照的方式寻回“敦煌”，才是袁同礼派遣交换馆员的核心任务。

清华襄助

通过拍照影印，将流散海外的敦煌遗书寻回，以方便学界利用，中国敦煌学者早就有了这样的愿望。

1910年，罗振玉计划刊印伯希和所得的敦煌遗书，还委托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希望在商务出版。那年春天，张元济西行赴欧，在光线暗淡的密室内一睹敦煌遗书真容时，便是为了与伯希和商谈照相出版之事。

当时，张元济只是匆匆浏览了法藏敦煌遗书。让他高兴的是，伯希和不仅口头同意，还提醒他，大英博物馆亦有一批敦煌遗书。这是中国人第一次知道斯坦因劫经的存在，张元济又惊又喜，立刻前往英国。几经辗转，总算见到斯坦因，没想到对方竟也表示答应。

然而，此后的事实证明，斯坦因很可能只是口头应付。伯希和倒是断断续续寄来一些敦煌文献照片，罗振玉悉心整理后，印行了《鸣沙石室佚书》。不过，将英法藏敦煌遗书系统影印的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直到王重民以“交换馆员”身份赴欧，以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超人的勤勉工作取得信任，中国学人盼望多年的影印一事，终于有望实现了。

是的，袁同礼不仅希望拍摄敦煌遗书，还筹划着将这些照片影印出版。但当年不比现在，人人都有智能手机，拍摄高清图片易如反掌。那时，拍照是一件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雇用专业摄影师、使用专业设备，才能获得质量上乘的照片。

“光是拍摄的费用，初步估计就得5000元，这对当时的平馆来说是一笔巨款。”谁能共同分担这笔巨额款项？刘波在国图的档案中，找到了1935年1月17日平馆致清华大学的一封函件，“馆里与清华大学协商，共同出资，所拍照片各得一份。”

有意思的是，该函末尾的致送机关，先写了“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而后抹去，改成了“清华大学”。刘波据此分析：“很显然，袁先生在考虑合作机关时，曾有一段斟酌选择的过程。”

袁同礼最终选择清华大学，应是希望借助陈寅恪的力量。毕竟，陈寅恪作为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最懂“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刘波解释说：“当年大学要做决定，教授们的意见很重要，陈先生支持做这个事情，学校才可能出钱。”

果然，一星期后，清华大学就发来函复：“敝校对于此举，甚表同意。”不过，因购书经费所剩无几，清华表示只能出1000元，希望以此购得一份影片，而底片则归平馆所有。

经费有了着落，王重民随即开始拍摄。他聘请了一位失业的犹太人当摄影师，此人上午来馆摄影，下午在家洗晒照片，如此每周就可以拍出一百余张照片。王重民本人则每天大致花半个小时，亲自指挥和监督拍摄，以冀减少错误。这样过了一个月，已经拍摄到“数十种国人所未见之秘籍”。

袁同礼原计划尽可能拍摄巴黎所存的全部敦煌遗书。不过，因遗书数量太多，势必不能全部拍摄，王重民不得不选择“于我国文史关系极钜”且“有影印价值者”，优先拍照。幸好王重民在古典文献方面的学问了得，才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快速筛选出最有价值的文献。

拍摄进展顺利，王重民却无奈地发现，有价值的文献实在太多了，最初预计的5000元根本不够用。找钱的难题，还得袁同礼来想办法。1935年5月，平馆再次致函清华大学，商议增加拍摄经费。清华又欣然襄助，与平馆各追加了2000元。这些费用用来拍摄法藏敦煌文献应该够了，可是英国还藏有大批敦煌写本。双方合作愉快，商议之后，又各自出资4000元，用于拍摄英国所存的“斯坦因劫经”。

杨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