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回敦煌

《王重民向达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于2008年出版。

1944年8月，向达（中）、夏鼐（右）与阎文儒（左）一行在敦煌。

1937年王重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取阅敦煌卷子。

1930年代，姜亮夫先生在法国留学时的照片。

英国受气

在英国负责拍摄敦煌卷子的，是袁同礼派到欧洲的另一名交换馆员向达。如果说王重民去法国前，以版本目录学和古典文献研究的专业能力见长。那么，向达旅欧前，在敦煌学界已小有名气。

他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早年就职于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因此阅读翻译了大量中外著作。《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西方探险家关于敦煌的一手资料，就在这时进入了他的书单。1930年，到平馆工作后，青年学人互相切磋，向达的研究水平更是突飞猛进。他的成名作《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出版于1933年，当年被李约瑟称赞有加，近百年后的今天，仍是敦煌学者必读的经典名著。

翻译过《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后，向达终于有机会抵达伦敦，目睹了被劫掠的国宝，他期待不已，又感慨万千。没想到，不远万里前去，情况却不乐观。

外派第一年，向达在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工作。彼时的平馆，经费一年比一年紧张，王重民外派时，馆里尚能支付一半月薪。到了向达，平馆能支付的只有往来欧洲的旅费，至于抵欧后的生活费，只好抛给鲍德里图书馆想办法。

吴芳思曾任大英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在鲍德里图书馆有关向达的档案中，她发现了一个令人心酸的细节：为给向达申请四个月共150英镑的工资和生活费用，鲍德里图书馆馆长到处碰壁。

档案没有显示，150英镑最终是否获批。倒是向达在自传中说，1936年秋结束牛津大学的工作后，他转去伦敦大英博物馆，查阅此行最向往的敦煌遗书，“这算是北平图书馆交给我的研究工作，生活费用是由在牛津工作所得的工资以及向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所请得的奖学金来维持的。”

也就是说，在伦敦查阅敦煌遗书时，向达已经没有固定薪水。而在牛津工作时，他的囊中羞涩，还被杨绛写进了回忆录。钱钟书和杨绛那时在牛津读书，向达则借住在一位牧师家，吃腻了最便宜的土豆，就去他们家蹭饭，换换口味。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向达嘀咕在休士牧师家天天吃土豆，顿顿吃土豆。我们请他吃我家不像样的饭。”

吃住省下来的钱，向达自有宏愿。除了敦煌遗书“有钱则照相，无钱则手抄”，他还打算到巴黎住三月至半年，柏林住三月，荷兰之莱顿以及罗马、莫斯科，各作一星期左右之停留，目的在寻访流落各国的中文古籍，回国后整理成《西海访书志》。

钱钟书朋友不多，向达算是知己之一，他曾跟钱钟书开玩笑，“人家口蜜腹剑，你却是口剑腹蜜。”钱钟书后来在《围城》中辛辣地写道，“方鸿渐到了欧洲，既不抄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也不找太平天国文献。”方鸿渐不做的这些事儿，正是向达当年节衣缩食努力完成的事业。

对于顿顿吃土豆的拮据生活，向达不甚在意。让他愤懑不已的是，好不容易到了英国，却不能随心所欲地翻阅祖国流出的珍本。他在寄回国内的信中写道：“弟来英目的在看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馆）之敦煌卷子，管理人为Dr. Lionel Giles（翟林奈），前后见到两次，俱甚冷淡。且对人表示，拒绝弟助其工作。有一次曾以可否允人对于敦煌卷子作一通盘研究相询，彼亦表示拒绝。此种情形，大有陷弟于进退两难之势……”

翟林奈出身名门，是英国著名汉学家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之子，故又被世人称作“小翟理斯”。翟林奈的学问比父亲青出于蓝，翻译过《老子》《列子》《孟子》《孔子》《庄子》等。可叹这样渊博的汉学家，竟容不下一个向达。他对中国学者的刁难和敌意，就连英国人吴芳思都难以理解，她只能推测，翟林奈是“出于嫉妒”，守着这批收藏品，以便自己进行编目。

然而，即便如此受气，中国学人还是不愿放弃。袁同礼为此费尽了心思，一边将国内最近出版的工具书寄给翟林奈“刷好感”，一边帮王重民和向达出谋划策：“请在伯希和未赴美以前托伯君写信，自更有力量。”

或许是伯希和的介绍信起了作用，翟林奈的态度有所松动。王重民一时喜不自禁，兴奋地给向达写信，“Giles又许照相，更是开一大恩，于敦煌学之流通，尤开亘古未有之盛”；“Giles如此大方，实堪庆幸，‘尽量看，尽量照’，则吾兄（指向达）地狱出来，即可升天堂矣！”

可惜，还没高兴多久，翟林奈又变卦了。他不是休假，就是太忙，向达看完一批写本，往往要等三四天，才能拿到新的写本。1937年2月，向达写信汇报工作，忍不住向袁同礼吐槽：“翟氏以前虽面允尽量看尽量照，而数月来经过并不甚慷慨；是否故意如此，不得而知……”

受尽了翟林奈的冷眼相待，从1936年9月至1937年8月，向达埋首伏案，摸索敦煌残卷整整一年，只看了500卷左右文书，拍了大约2000张照片。这距离他最初的宏愿实在太远了。

弃学拍照

伤心往事不堪回首，中国学人的坚韧更不可摧，被翟林奈留难的向达，最终还是成了一代敦煌大家。1938年，他带着饿肚子抄录的几百万字敦煌资料，回到正在遭受日寇侵凌的祖国。几百万字的“向抄本”，以及他撰写的《伦敦的敦煌俗文学》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为战火纷飞中的中国学术界，提供了最新鲜的养分。

而在欧洲，与王重民、向达同时抄录和拍摄敦煌经卷的，还有一位凭借个人积蓄自费赴欧的青年。他就是第一位在高校开办敦煌学讲习班的大师姜亮夫。

姜亮夫实乃真性情之人。1935年夏天，他已得了中山大学的教职，只因女友父亲迟迟不同意二人的交往，便卖掉书稿，辞去教职，耗尽积蓄远赴法国。为了爱情，他发誓要读个考古学博士回国，盼着与女友幸福地过一辈子。

然而，当他来到巴黎，看到博物馆、图书馆内，中国的稀世瓷器、字画、钟鼎、碑刻、泥俑、壁画、造像、经卷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流失在街头小摊上，不由越看越痛心。恰在这时，他见到了早年相识的友人王重民。王重民告诉姜亮夫，他和向达二人正在为欧洲的敦煌遗书拍照，准备带回国内，但工作量太大，希望姜亮夫能一起加入。

乍听此言，姜亮夫有些犹豫，毕竟，王重民、向达是公费外派，而他所依赖的，只有个人多年教书、写书攒下的积蓄，这点钱在巴黎不过相当于一个清道夫的薪水。不过，这位戆头戆脑的青年到底还是放不下祖国的国宝。他忘不了，早年在清华国学院读书，王国维先生经常说：某个东西敦煌卷子里边有，你们去看看！先生的话言犹在耳，仅仅一个晚上，他就做了决定，放弃博士学位，加入王重民他们的行列。

从此，姜亮夫与王重民分工合作，一头扎进了敦煌卷子。王重民主要负责四部书，姜亮夫专门收集和摄制汉语音韵、儒家经典、道家经典等。两人白天抄写拓帖，摄影校录，夜晩回到寓所，在灯下整理编辑，有时忙完一看，天已大亮。如此不知疲倦，数月下来，姜亮夫已得了百数十卷珍贵文献。

将近半个世纪后，耄耋之年的姜亮夫为全国敦煌讲习班做演讲。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难以忘怀：“每照一张片子要付十四个法郎。我本来就穷，为了尽可能多照一点，就只能勒紧裤带。我一早一晚吃的都是包心菜煮大米稀饭——那时巴黎大米最便宜，中午就在馆内啃些面包干，一天伙食不过二十多个法郎。”

穷困的物质生活中，姜亮夫的兴趣却越来越大，他先后拍了3000多张照片，几乎成了敦煌卷子迷。只要听说什么地方藏有这类经卷，必去无疑。伦敦、罗马、柏林，到处都有他埋首苦读的身影。阅览室灯光黯淡，敦煌卷子字小，又因年代久远不甚清晰，姜亮夫的视力，在日复一日的苦读中，无可挽回地坏了。待到回国重执教鞭，所有学生无一例外，都记得他厚如瓶底的眼镜片和把书本举在眼前读的样子。

所幸，收获亦是满满。有一天，深夜一点多钟，姜亮夫正在旅馆休息，王重民忽然敲门，说发现了一个大宝贝——皇侃的《论语》注。当时，国人读的《论语》只有一种本子，即何晏注的本子，而皇侃注的《论语》只在目录上有过书名，却从未见到。姜亮夫一听，也兴奋不已，以至于多年后还对此记忆犹新，“王先生有图书馆钥匙，我们两人立即跑到图书馆去看，高兴得不得了，并且拍成照片寄到国内商务印书馆，要他们印出来。商务印书馆果然立即印了出来，有几位老先生，像章太炎老先生见到这部书，连说可贵，一生再没有见过这么好的书。”

宋代以后就失传、埋没一千多年的《切韵》，也是在这时被姜亮夫发现的。后来，他带着《切韵》等韵书，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过伪满洲国回到北京。在伪满洲国，姜亮夫死里逃生，随身资料被日本人全部拿走，幸好关于敦煌学的部分材料是经邮寄回国，逃过一劫。

那时，日寇越逼越紧，兵荒马乱中，这些韵书又随他逃难，从北京到西安，从西安到四川。在四川三台一户农家，已与女友终成眷属的姜亮夫伏案三年，终于在夫人协助下，完成了24卷的《瀛涯敦煌韵辑》。这部书填补了学术史的空白，也是一部延续民族文化命脉之作。

出版夭折

1939年，欧洲局势日趋紧张，战火一触即发。当姜亮夫、向达相继回国后，王重民仍独自坚守在欧洲，继续敦煌遗书的拍摄。截至1939年8月，三人联手拍摄的敦煌写本照片已累计达一万余张，涵盖1500余种文献。然而，将这些学术瑰宝付诸出版的计划，却因战乱而举步维艰。

抗战开始后，国内文化机构经费愈发短缺，平馆连王重民在欧洲的生活费用都无力负担。袁同礼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庚款退赔款上，向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补助。申请手续办了将近一年，提交种种文书后，总算获批8000元补助。

等待拨款期间，袁同礼已开始精心筹划影印事宜。他与王重民书信往来频繁，从版式设计到行款安排，乃至纸幅的大小宽窄，事无巨细地反复商讨。

仿佛是为了弥补20多年前张元济的遗憾，平馆将《敦煌古籍丛编》的出版委托给了商务印书馆。1937年，双方签订出版合同后，王重民特意致信袁同礼强调：“唯原来照片如有模糊不清之处，请商务主事人千万不要用墨笔描绘，因图清晰反而致误，这一点是商务的通病，印别的可以不管他，印此书请他千万不要犯此毛病。”

刘波说，王重民这封信写于1937年8月8日，当时《敦煌古籍丛编》第一辑已经进入制版印刷阶段，王重民还计划加班加点，尽快把第一辑的序跋拟出来。谁也没想到，仅仅5天之后，这封信还没寄到袁同礼手中，日寇发动了“八一三”事变，上海沦为战场，商务印书馆遭遇重创，《敦煌古籍丛编》第一辑不得不暂行停印。

张元济1910年就期待的敦煌遗书出版，再次梦碎。而日寇铁蹄的侵略，还不止于此。卢沟桥事变前，王重民一行拍摄的照片共402种文献，已经陆续寄回北平，平馆与清华各保存一份。可恨清华大学的一份，抗战期间转移到南方时，竟在长沙惨遭日军炸毁。

平馆的那份照片，就这样成为孤本。不幸中的万幸，经袁同礼整理，402种文献被编成《国立北平图书馆现藏海外敦煌遗籍照片总目》，发表在1940年的《图书季刊》上，成为学者们瞩目的难得资料。

而在卢沟桥事变后拍摄的那些照片，更是命途多舛。因交通断绝，平馆也在抗战烽火中颠沛流离，这些照片无法邮寄回国，只能由王重民随身携带。它们先是被暂存在巴黎东方语言学校，1939年8月，欧洲航线中断，王重民决定绕道美国回国。此行之中，他最宝贝的行李，就是装满5个箱子的敦煌照片。

抵达美国，美国国会图书馆邀他帮忙鉴定馆藏中文善本。国家危亡，王重民归心似箭，但老师袁同礼劝他，把藏在国外的中国善本书著录下来，也是祖国的需要。王重民因此改变计划，留在美国潜心研究，鉴定古籍。

5箱照片随他寄人篱下，王重民仍念念不忘影印出版。国内暂时无法出版，或许可以在美国影印。1939年9月，刚在美国安顿下来，他就计划借机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一笔印刷费，为此，还请远在欧洲的伯希和、戴密微写信推荐。可惜此愿并未实现。

王重民在美国享受专家待遇，可他时时惦记回国，“与其为人卖气力，不如回去为自己国家做点事，苦乐在所不计也。” 1947年，漂泊海外13年的游子，终于带着家人踏上了归国旅程。

轮船行至上海，生在欧洲、长在美国的儿子王黎敦初次见到祖国，从早到晚问东问西。为了转移儿子的注意力，王重民叫他看中国的战船和飞机，没想到儿子突然发问：“船是不是中国自己造的？”王重民知道不是，口中却回答：“是中国自己造的！”他不愿孩子对祖国有不好的印象，却又反思自己的谎言是否妥当，忍不住在信中向胡适发问：“不知先生以为我答错了没有？我翻来覆去地想：我们实在便要准备造自己的船！”

敦煌全集

1947年，王重民终于回到了出发的地方，漂泊海外的敦煌遗书照片随之归国，5箱珍贵的敦煌遗书照片历经辗转，与早年寄回的照片合璧一处。这些安然存放于国图库房的老照片，虽因种种原因多年未曾公布，却默默滋养了几代学人：孙楷第、周祖谟、顾颉刚、傅斯年、傅增湘、柴剑虹、荣新江……1957年问世的《敦煌变文集》，1962年出版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乃至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工作，都曾得益于这批珍贵的影像资料。

更为难得的是，老照片中有一批德藏吐鲁番写本残卷，是王重民利用假期，短期走访柏林民俗学博物馆时所拍。1996年，仔细而有心的北大教授荣新江赫然发现，这些照片的原件，不少已毁于二战，王重民拍摄的照片已然成了独一份的珍贵史料。

2008年，13000余张老照片由国图敦煌吐鲁番资料中心整理出版。皇皇三十巨册的《王重民向达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终于圆了几代学人的夙愿。此时，距袁同礼与王重民最初筹划影印出版，已逾七十寒暑。

这七十余年间，中国敦煌学研究早已彻底告别了“伤心史”。自上世纪90年代起，《英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及《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等图录相继问世。然而，受限于技术条件，这些图录多以黑白图版刊布，原卷上的朱点、朱笔文字以及淡墨字迹等信息，都无法清晰呈现。1993年启动的国际敦煌项目（IDP）陆续发布过一些彩色图片，但许多文献缺乏汉语定名，再加上网速拖后腿，研究者使用仍多有不便。

正因如此，新一代的敦煌学人决心重新整理出版高清彩色版的敦煌文献。2022年，全彩印的《敦煌文献全集》项目正式启动。据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荣新江介绍，《敦煌文献全集》将向研究者提供准确、逼真的原卷图版，使每一张图版尽可能保持原貌，清晰可读，并力求准确地为每件文献确定标题，以便更好地为学术研究服务。

“重新编纂图录，绝非简单地把它们翻印出来，而是要把所有文献重新梳理一遍。”刘波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编纂组成员之一，据他透露，目前已推出《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文献》《甘肃藏敦煌文献》等超过200册，还有更多卷册，比如旅顺博物馆、辽宁博物馆等机构，以及重庆、湖北、浙江、安徽等省市所藏敦煌文献，正在加速推出。

此外，由于敦煌遗书分藏于中、英、法、俄、日等地，至今缺乏一个完整的联合目录。敦煌学界还计划在彩印图录的基础上，编纂一个囊括全世界敦煌遗书的总目录。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前辈学人为之不懈奋斗的事业，如今终底于成。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顾问柴剑虹看来，《敦煌文献全集》的出版其实是“流散海外文物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与回归”。王重民、向达、姜亮夫废寝忘食抄卷子的往事历历在目，等到《敦煌文献全集》出版完成，“我们今后就不需要到收藏地去翻检了。”

杨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