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引路

青年时期的侯仁之。

燕南园61号。

1980年，侯仁之夫妇在美国看望夏仁德夫妇。

史学家洪业。

《北京都市地理（狱中腹稿）》手稿。

北京大学燕南园61号，一座掩映在苍翠中的古朴小楼，这里曾是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生活60余年的居所。15年前，在这座小楼的阳台上，一份名为《北京都市地理（狱中腹稿）》的纸稿本被意外发现。这份略微泛潮的手稿，是侯仁之经典之作《北平历史地理》的研究起点，更见证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抗战往事。

1940年冬到1941年夏，正值抗战最艰难的时期，青年侯仁之冒着生命危险，与地下党单线联系，秘密护送一批批进步学生，突破日伪封锁，从孤岛奔赴抗日根据地。

珍珠港事变后，侯仁之不幸被捕入狱。面对虐待欺辱，他不仅未吐露半点机密，还在狱中构思了《北京都市地理》的腹稿。他的女儿侯馥兴说，“那一年父亲30岁，国家危亡时刻，经颠危骇浪，三十而立。”

“我这位院士曾是个‘囚犯’”

1941年12月28日上午11点，天津法租界海大道76号，一位刚过30岁生日不久的青年，正准备撰写一篇酝酿许久的专题论文——《北平金水河考》。突然，一群法国巡捕带着日本宪兵闯入，搜查房间，掀开床铺，抄走摊在书桌上的书籍和图纸，押走了准备写作的青年。第二天，青年被戴上手铐，解送到了北平沙滩红楼的日本宪兵队本部。

这位青年就是后来被誉为“北京通”的侯仁之。在北京人的印象里，侯仁之这个名字自带太多光环：确定北京建城之史、力主保护莲花池、呼吁修复后门桥……作为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开创者之一，他还是“中国申遗第一人”。

这样一位学术大家，因何被日寇逮捕？原来，尚未成名的青年侯仁之，曾有一段与中共地下党合作的隐秘经历。那是抗战最艰难的年代，初为人师的他与地下党单线联系，秘密护送一批批进步学生，突破日伪封锁，从“孤岛”奔赴抗日根据地。

被捕入狱及三年缓刑，是侯仁之一生中最为艰苦的岁月。晚年被问及，他只是淡然一笑：“好多人还不晓得，我这位院士曾是个‘囚犯’。”

2009年，中国科协牵头启动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侯仁之的女儿侯馥兴应邀参与，开始整理家中资料。在燕南园61号留存的信札、手稿中，她像拼图一样，拼出了这段往事的惊心动魄。

最令人意外的是，2010年4月26日，她在清理家中阳台堆积的资料时，无意翻出几叠纸稿本。稿本略微泛潮，大体完好，封面上赫然写着“北京都市地理（狱中腹稿）”。这份手稿正是侯仁之抗战往事的见证。他的儿子侯帆星介绍，被捕前几年，父亲已经在北京城及近郊做过很多野外考察，身陷牢狱的日子，他思念故都，于是开始以“北京都市地理”为题，构思专著。后来在缓刑期间，将“狱中腹稿”见诸纸端。七年后，他以这份腹稿为起点，完成了英文博士毕业论文《北平历史地理》——这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第一部关于城市历史地理研究的专著。

侯仁之常说，他对北京“知之愈深，爱之弥坚”。而在侯帆星眼中，父亲爱北京，更爱国。出生于辛亥之年，历战争之苦难，青年时期的父亲秘密护送学子，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侯仁之的父亲一直期待他成为一个医生。然而，1931年秋，侯仁之在潞河中学读高三不久，日本就在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中，侯仁之和同学们一起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参加军事训练。但到了年底，政府却严令再也不许提抗日。沮丧烦闷的青年正憋着一口气，《中学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为他拨开了迷雾。文章“不长，但写得特别好”，几十年后侯仁之还记得，文章热情地勉励青年“不要空谈救国”，要“到民间去”，“我们所要下死功夫研究的，就是怎样把自己的脊梁竖起来，真正去唤醒民众，做有效的抵抗！”

那篇文章的作者是顾颉刚。侯仁之当时并不熟悉这个名字，但他忍不住想，怎么才能到民间去呢？他想回乡当一名小学教员，教孩子们抗日救国的道理。潞河中学的陈校长却建议他，可以投考顾颉刚任教的燕京大学历史系，弟弟侯硕之也来信，用鲁迅弃医从文的例子鼓励兄长，“学医只能给个人看病，学历史可以为社会治病”。就这样，1932年夏天，一腔爱国热情的侯仁之走进了燕京大学历史系，投师于顾颉刚门下。

入校不久，散发在校园里宣传抗日救亡的刊物《火把》，就吸引了侯仁之。1935年12月9日那天，天还未亮，他就等在游行队伍中，到达西直门时城门紧闭，进不了城，他便随小分队直奔西直门火车站，向铁路工人宣传抗日。

然而，日寇终究还是进城了。1937年7月，北平沦陷。隆隆炮声中，有基督教背景的燕大，成为沦陷区青年学生免受奴化教育的一座孤岛。此时，侯仁之已经在攻读硕士研究生，导师顾颉刚因被日本人列入黑名单，仓促离开北平。侯仁之的学业还要继续，便转为洪业的研究生。

洪业学贯中西，是与钱穆、顾颉刚、陈寅恪齐名的史学家。而对侯仁之来说，洪业不仅是学术道路上的良师，引导自己走上一生治学的历史地理之路，他的言传身教与坚守气节，更让侯仁之在人生最难熬的三年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最终“无憾于今生”。

“这是爱国的事情”

1940年6月，侯仁之研究生毕业，留在燕京大学任教。就在那个暑假，校务长司徒雷登把他叫到办公室，提出了一个意外的请求：希望他在教学之余，兼任学生生活辅导科科长。这个科室隶属于教务处，仅有一名教师，却肩负着燕大新生从入学到毕业离校期间所有的生活难题。

自1932年入学，侯仁之在燕园生活了8年，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更熟悉园子里的老师同学，司徒雷登选中他，再合适不过。不过，他一开始并不愿接手这项行政工作，那时，他已经深深迷上了历史地理这门“冷”学问。按照导师洪业的规划，这年秋天他本应赴英国利物浦大学深造，只因欧战爆发，未能如期成行。在他心中，教书治学才是至爱，用他自己的话说，“书呆子”就愿意教书。

可当他把此事告诉老师时，洪业却郑重地叮嘱他：“这个一定要做，这是爱国的事情，帮助同学成长的事情。”洪业的思虑不无道理——燕京大学虽如孤岛，但并非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看似宁静的表面下，日本人无时不在打燕大的主意。

燕大学生文彬如碰到过日本人企图栽赃陷害的一幕丑剧：“1938年一个下午，我骑着车子沿本校墙向老虎洞走去。瞥见两个穿西装的人，一个面向校墙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身后人持机拍照。”显然，在沦陷区，光天化日之下爱国人士是不会干这种傻事的。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日本人玩的鬼把戏。文彬如觉得事态重大，骑车迅速从南门回到学校汇报。第二天，果然见日本人持照片向学校索人。

1940年初冬，研究生冯树功从西直门骑自行车回校途中，惨遭日本军车撞击身亡。在追悼会上，研究生院院长陆志韦凛然陈词：“我觉得当今世界上弥漫着一股貌似强大的势力，正在控制着你们，压迫着我们，正是这股势力夺走了我们年轻轻的冯先生的生命……”话音未落，人群中的饮泣突然爆发成全场痛哭。

此情此景，即便是在孤岛燕园，如何安放得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血气方刚的学生渴望自由，然而，自抗战爆发后，有家人遇难者，有联络断绝者，学生经济困难连维持生活都捉襟见肘，更遑论穿越封锁线的艰险。

不知洪业是否预知了学生们的困境和向往，他帮侯仁之想了一个主意，不要一个人做生活辅导科科长，可以请德高望重的美国教授夏仁德任主席，侯仁之当秘书，再从文、理、化三学院各选一位年轻教师，共同组成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如此，1940年6月，学生生活辅导科改组为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唯一的意外是，侯仁之没有担任秘书，而是被任命为委员会副主席。

表面看来，委员会有点类似今天很多大学的学生资助中心，主要为学生安排勤工俭学的机会。实际上，侯仁之还肩负了一项更重要的使命——他在口述中这样回忆：“那时经常有些学生因为思想问题来找我，最后发现一些学生愿意到内地去抗战……有的要参加八路军。”

学生满腔爱国心，可侯仁之走上讲台不过半年，比学生大不了几岁，要逃离沦陷区，单枪匹马的他不可能做出周密计划。与夏仁德商量后，两人去找司徒雷登。没想到，司徒雷登不仅坚决支持，还明确表示，凡是自愿离开沦陷区的学生，无论是要去大后方，还是要去解放区，都由他们自己决定。无论去哪里，凡是经济困难的，都可由学校资助。

1940年寒冬，侯仁之亲自将十来个学生，分批送上了开滦煤矿的运煤船。船是司徒雷登提前联系好的，学生们将走水路直达上海，再进入内地。这条路线显然是慎重考虑后的最优选择，船是英国船，靠岸的码头属于上海租界，全程只需经过塘沽上船时的一道检查，船一开动，便无后顾之忧。

尽管如此，师生们还是慎之又慎。燕大新闻系学生杨富森回忆，“大家尽量装扮成商人模样，从来不喜欢戴帽子的我，也找了一顶破毡帽戴在头上；一向是注意边幅的，居然一个星期不梳头不刮脸，希望能闯过这一道难关。”

所幸，十几位学生都安全抵达上海。在那里，有人搭乘小船沿海岸南下，到尚未被日寇占领的福建沿岸登陆。有人乘火车经南京、徐州到开封，再步行30多公里，穿过一片荒无人烟的“无人区”，最终渡过黄河，进入自由区。

这后半程的惊险坎坷，彼时的侯仁之无从知晓，亦无暇顾及。因为在燕园还有一些向往解放区的学生，盼着他传来“走”的信号。

“我们是同路的”

第一批学生南下不久，新闻系学生陈晶然（后改名陶军）找到了侯仁之，他要离校投身抗日战争。这位后来成为教育家和外交官的青年，当时已是燕园里小有名气的才子。侯仁之记得，他擅长中英文写作，为人豪爽热情，是学生活动中的积极分子。这样的热血青年要去解放区，侯仁之并不意外，只是坦言目前尚无稳妥路线，但可以想办法。

说起来，平西抗日根据地就在西山，距离西郊的燕大并不远。同学们私下议论时常说，翻过山去，就是八路军活动的范围。实际上，这段不算长的路程却危机四伏。

1939年夏天，燕大英籍教师赖朴吾与林迈可一同去根据地，赖朴吾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描述：“北平的郊区不是战争前线，但凡被日军占领的农村、铁路、公路都有筑防。我们想要从小路穿过这些设防的农村，直达妙峰山顶。但我们不清楚哪些村庄是亲日的，哪些是秘密地忠于游击队的。如果没有向导，我们就无法实现我们的计划。”最终，还是一位对西郊群山了如指掌的地下党带路，赖朴吾和林迈可一行才顺利穿过樱桃沟，翻越妙峰山，途经平西的萧克将军司令部，继而前往晋察冀边区。

外国人尚且如此，中国学生翻过山去更是难上加难。说来也巧，正当侯仁之为路线发愁时，好友陈絜出现了。

陈絜（即陈矩孙）与侯仁之师出同门，是历史系洪业和邓之诚教授的得意门生。只不过，与燕园有名的长跑健将侯仁之相比，一身绸缎马褂的陈絜被大家戏称为“陈胖子”。他体形肥胖，不穿洋服，脚上一双缎子鞋，有时在校园里也不走路，而以人力车代步。他还有个张扬的身份——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之孙。乍一见晃荡在校园里的陈絜，估计谁也想不到，他竟是个中共地下党员。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陈絜是燕大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本科毕业后他去了延安，1940年接受中共中央派遣又返回燕大，以研究生和司徒雷登秘书的身份为掩护，实则从事情报工作和统战活动。他的堂弟陈长歌在《怀念陈矩孙同志》一文中写道：“司徒雷登明知陈絜是‘左派’学生，却愿意聘他为秘书，让他当挂名研究生，是要利用陈絜的情报工作；陈絜也将计就计，利用司徒来掩护自己，并从那里获取某些情报。”

陈絜不止一次对侯仁之讲过解放区的情况，得知侯仁之帮助学生南下，他主动提出，还应该送学生去解放区，解放区就在西山里面，那里很需要知识分子。两人一拍即合，从1940年冬天到1941年夏天，在陈絜的周密安排下，侯仁之先后送走了三批十几名学生前往解放区。

最初两批走的路线与赖朴吾、林迈可一行基本相同，翻山越岭，穿山沟，走小路，先到妙峰山的平西挺进军司令部所在地，再由八路军安排下一步的行程。第三批则是先设法乘火车沿平汉线南下，到达河北河南交界处的磁县，再步行转入太行山，目的地是河南林县的抗日大学。

此事与学生南下不同，要绝对保密。事过多年，侯仁之还记得陈絜叮嘱他的一句话，两人之间是“单线联系”——这是侯仁之第一次听说这种地下工作的特殊纪律，他当时还不太懂“单线联系”是什么意思，经陈絜解释，不由感叹，这真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信任。

侯仁之始终恪守这一原则，连对夫人张玮瑛都守口如瓶，只负责一丝不苟地传递信息。侯帆星说，晚年的父亲对当年的“机密”细节仍记忆犹新：要走的学生只能四五人同行，每人携带一点干粮，打扮成去郊游的样子；一旦接到通知，立即登程；为了确保沿途安全，必须等待带路的人前来接头，接头暗语一定要在出发前夕才能告知学生。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第二天就要走了，当天晚上学生宿舍熄灯之前，侯仁之当面把接头方式和暗语传达给每一个要走的学生：明天早上八点钟，在学校机器房照例鸣汽笛时，准时到达前去颐和园中途的挂甲屯村。在那里会看到有个农民装束的老乡迎面走来，就可以问他：“老乡，去圆明园怎么走？”如果他回答“我们是同路的”，那就证明是带路人。老乡答完话后会转向路北的一条石板道，顺着达园的西墙向圆明园走去，这时要隔开一段距离跟着他，一直进到圆明园。

因只负责传递信息，决不去现场，学生们走出燕园之后的事情，侯仁之只能从陈絜口中略知一二。据说，学生们先隐蔽在圆明园的废墟和偏僻的村子，然后沿着行人稀少的小道，直奔妙峰山，也就是平西的萧克司令部所在地。听说，一个名叫吴寿贞的女学生，已经进入了西山，却突遭日寇袭击，不幸牺牲在路上。“这个女生是我父亲班上的，性格恬静而且十分用功。”侯帆星回忆，父亲每次说到牺牲的吴寿贞，就要伤心流泪，“经父亲联系送往解放区的学生，她是唯一牺牲的一个。”

杨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