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抗争

丰子恺

时隔7年再度公开展出的“大树画册”封面。

“山河万里——丰子恺抗战漫画作品展”展览现场。

漫画作品《大树怒抽条》。

丰子恺在贵州创作的《警报作媒人》。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日前，贵州画院（贵州美术馆）、丰子恺研究会以一场“山河万里——丰子恺抗战漫画作品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缅怀中国现代漫画艺术的开创者丰子恺先生逝世50周年。在贵州美术馆现场展出的50幅抗战题材漫画作品，分为三个板块：“宁当流浪汉，不做亡国奴”“以笔当刀”“中国就像棵大树”，不仅展示了丰子恺的爱国热忱、文人风骨，更是为了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937年11月，在日寇的炮火声中，在“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的誓言声中，丰子恺告别家乡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的缘缘堂，携亲族老幼十余人开启了“避寇西行”的流亡之旅。一群人中，有七十多岁缠小脚的岳母，还有逃难途中出生的小儿。一路西行，辗转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等地，最终抵达重庆，直至1947年返乡。

十年间，走过十多个省，行程近两万里。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丰子恺都用笔记录了下来、画了下来，堪称“艺术的抗争”，留下了宝贵的“抗战艺术”。这些文章与绘画，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拿五寸不烂之笔来参加抗战”，宣传鼓动抗日、记录可歌可泣的全民抗战；另一条是对老人的敬重和对孩子的教育。

值得一提的是，1939年12月至1942年11月，丰子恺先生全家曾在贵州三年，他一如既往地创作了大量抗战题材漫画作品，编绘6册漫画全集，其中有《战时相》专辑，与弟子合编《抗战歌曲》两册。在遵义，他亲自走上街头，指导青年在闹市区绘制巨幅抗战宣传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贵州护佑了丰子恺先生及家人，他也以艺术创作回报这片热土。

“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

丰子恺一生与“湾”有缘：出生于浙江桐乡的石门湾；早年来上海创办立达学园，居上海虹口的江湾；后又曾住过嘉兴的杨柳湾，故世人称其为“三湾先生”。1926年，丰子恺在上海江湾所租借的房子里接待恩师弘一法师，说起为自己寓所命名的事。弘一法师命其在小方纸上写了许多喜欢而又可互相搭配的字，团成许多小纸球后抓阄。丰子恺随即抓了两次阄，居然都是“缘”字，于是定其堂名为“缘缘堂”，并请法师题写了横额，此即“缘缘堂”之名最早的由来。此后不论迁居嘉兴抑或迁居上海，“缘缘堂”横额皆与其形影相随。而丰子恺则自称“缘缘堂主人”，出版第一部散文随笔集时，也以《缘缘堂随笔》冠名，“缘缘堂”遂成为他享誉海内外文画风格的精神象征。

1933年，丰子恺在家乡石门湾的老家旧宅后营造“缘缘堂”：“缘缘堂构造用中国式，取其坚固坦白。形式用近世风，取其单纯明快。一切因袭、奢侈、繁琐，无谓的布置与装饰一概不入。”缘缘堂整体正直、高大、轩敞、明爽，堂前屋后春夏秋冬四景流转。“秦始皇要拿阿房宫来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决不同意。”丰子恺此语，足见缘缘堂在其心目中地位之高。

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浙江杭州遭遇空袭。丰子恺将杭州租屋处的书籍器物运回故乡石门湾缘缘堂，以为“我们这里总是不要紧的”。这一年的11月6日上午，他照例坐在缘缘堂书斋，起稿《漫画日本侵华史》。书稿的体例形似其《护生画集》，一页说明与一页图画相对照，将自明代倭寇扰海岸直至“八·一三事变”之间的日本侵华事件一一描写为图画，“以最廉价广销各地，使略识之无的中国人都能了解，使未受教育的文盲也能看得懂”。这一项计划是“八·一三事变”以后决定的。当天中午，石门湾传来飞机轰鸣声，一架日本双翼侦察机从低空飞过，之后又来了轰炸机。日寇看准了这个小镇不设防，对平民百姓进行轰炸屠杀。这一天，缘缘堂虽未中弹，镇上居民却被炸死三十余人。丰家收拾衣物，在傍晚的细雨中辞别缘缘堂，并于11月21日携亲族老幼10余人离开了故土。

“我出走是很犹豫的、很反复的，是舍不得的，我的书都在那里啊！我为什么最后下决心带着全家逃亡，把‘缘缘堂’丢掉了、不要了呢？”在回忆中，丰子恺抛下了视之为生命、整个物质的财产、精神的财富的“缘缘堂”，立下了“宁做流浪汉，不做亡国奴”的誓愿，踏上了逃难之路。

从此，“三湾先生”离了“三湾”，“缘缘堂主人”离了“缘缘堂”，一路辗转流徙，经杭州、桐庐、兰溪、衢州、常山、上饶、南昌、萍乡、湘潭、长沙、汉口，以至桂林，后又来到都匀、遵义，定居重庆。

1938年2月9日，丰子恺在江西萍乡获悉，石门湾缘缘堂已全部焚毁，其心痛在所难免。他在《还我缘缘堂》一文中写道：“我已同这房屋十分稔熟。现在只要一闭眼，便又历历地看见各个房间中的陈设，连某书架中第几层第几本是什么书都看得见，连某抽斗中藏着什么东西都记得清楚。现在这所房屋已经付之一炬，从此与我永诀了。”但他想得更多的，“不是和房子永诀的悲哀，却是毁屋的火的来源”，“倘若是我军抗战的炮火所毁，我很甘心。堂倘有知，一定也很甘心……倘是暴敌侵略的炮火所毁，那我很不甘心，堂倘有知，一定更不甘心。料想它被焚时，一定发喑呜叱咤之声”。他的画作《积尸数十万，流血三千里。我今亦破家，对此可无愧》，表达了这种同仇敌忾的情感。

“拿五寸不烂之笔来参加抗战”

“抗战以前，我的画以人物描写为主，而且为欲抒发感兴，大都只是寥寥数笔的小幅……抗战军兴，看见高山大水，眼光渐由人物转注到山水上，笔底下也渐渐有山水画出现，画纸渐渐放大起来，用笔渐渐繁多起来。”1942年11月，丰子恺在重庆夫子池举行首次个人画展，他在《画展自序》中陈述了自己从江南水乡走出，走向大山大水后绘画风格、题材的变化。概言之，其画以抗战军兴为转机，“已由人物主变为山水主，由小幅变为较大幅，由简笔变为较繁笔，由单色变为彩色了”。

更为重要的是，抗战的烽火为丰子恺的绘画理念注入了新的内涵。众所周知，丰子恺漫画风格的代表作为《护生画集》。《护生画集》中所画的都是爱护生灵的画，其两大主要思想是“戒杀”和“护生”，致力于“以艺术作方便，人道主义为宗趣”，通过简单易懂的漫画与文字来向大众传递珍惜生命、爱护动物、保护环境等意趣，认为“爱护生灵，劝戒残杀，可以涵养人心的‘仁爱’，可以诱致世界的‘和平’”。一如《画集》序文所言：“护生”就是“护心”。

日本侵华生灵涂炭，文艺界提倡“救国杀敌”，丰子恺亦提出“为护生而抗战”：“我们为什么要‘杀敌’？因为敌不讲公道，侵略我国；违背人道，荼毒生灵，所以要‘杀’。故我们是为公理而抗战，为正义而抗战，为人道而抗战，为和平而抗战，我们是‘以杀止杀’，不是鼓励杀生。我们是为护生而抗战。”

相比于读文章多周折、费思索，看画一目了然，在丰子恺看来，漫画的宣传效果比文章大。他主张通过漫画这种感性的画面，让更多不识字的百姓懂得抗日救国的道理，进而加入抗战行列。与此同时，丰子恺也重视音乐在抗日战争时期振奋精神的作用，其在《谈抗战歌曲》一文中写道：“音乐是艺术中最活跃，最动人，最富于‘感染力’和‘亲和力’的一种……前线的胜利，原是忠勇将士用热血换来的。但鼓励士气，加强情绪，后方的抗战文艺亦有着一臂的助力，而音乐实为其主力。”在此基础上，他大力提倡“必须大众人人能解”的“抗战艺术”。其《谈抗战艺术》云：“我们的抗战艺术，务求广受四万万民众的理解。欲广受理解，内容非仁爱不可，外形非浅显不可。”

1938年，丰子恺流寓湖北汉口时发出呼声：“我不惯拿枪，也想拿五寸不烂之笔来参加抗战。”他从“报纸书籍中剪集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文字和坚劲有力的漫画”，编成《漫文漫画》，交汉口大路书店出版。彼时，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还创办了会刊《抗战文艺》，丰子恺题写了刊名，且位列编辑委员会33人中之一。他在刊物上发表了宣传抗战的绘画作品，如《君到前线去，寄语我儿郎。若非打胜仗，不得还家乡》《大哥同小弟，一马两人骑，马上抬头看，空军杀敌归》等。还是在汉口，丰子恺看见一棵大树，主干已被斩伐，却萌发出许多新的枝条。他觉得，“我们中国就同这棵树一样”，于是提笔作了一首诗：“大树被斩伐，生机并不绝。春来怒抽条，气象何蓬勃！”也就是在这一年，丰子恺最小的孩子出生，他预先给孩子取名“新枚”，代表“怒抽条”而带来生机的枝干。同年4月，由茅盾任主编的《文艺阵地》出版，丰子恺在这份杂志的第一期上发表了歌曲《我们四百兆人》，传达了“长期抵抗，沉着应战，以正克邪，以仁克暴”的精神理念。

在贵州美术馆的展览现场，50幅抗战题材漫画作品反映了丰子恺的抗战艺术。其中，有直面战争的惨烈：《仓皇》中，炮火追着逃难的一家人，老人负重、孩童攥手，硝烟里满是慌乱与悲戚；《小主人的腿》里，一只狗叼着断腿，周围是落下的炸弹，殷红血迹斑斑；《轰炸》系列中，哺乳的母亲头颅已被炸飞，怀中婴儿却仍在吮吸；奔逃躲避空袭的母亲身后，背上的孩子早已没了头颅。有对抗战必胜的信念：《战场之春》里，一棵小草在冰冷铁丝网边昂首向天，寥寥数笔尽显生机；《兵气销得日月光》以简笔勾勒战后景象，硝烟渐散，阳光重洒大地；《大树怒抽条》一画中大树老干虽残损，但粗壮昂扬，新枝蓬勃向上，用笔简洁爽利，充满力量……展览中有一本名为“大树画册”的20开册页尤为珍贵。这本册页宛如一部抗战漫画史诗，汇集了所有丰子恺先生抗战题材的作品。册页曾于2018年在中国美术馆首展，此次是时隔7年再度公开展出。

正如丰子恺所坚信的：“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子。个人的事如此，家庭的事如此，国家、民族的事也如此”。1945年抗战胜利之夜，丰子恺走上街头欢呼。回家后，他创作了《胜利之夜》：画面上灯火通明，孩童振臂欢呼，画面洋溢着抗战胜利的狂喜，用平凡人间的热烈，定格民族挣脱苦难的瞬间。1947年，他携一家老少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江南故乡。

在西迁途中，丰子恺画抗战宣传漫画，发表抗战檄文，创作抗战歌曲，正如作家柯灵在《抗战中的丰子恺先生》一文中的评价：“虽然不免老朽，不曾上前线杀敌，但已经是一位民族统一战线中可敬的战士。”

“西行”途中的贵州三年

“避寇西行”途中，自1939年12月至1942年11月，丰子恺先生有三年时间是在贵州度过的。

丰子恺与贵州的结缘，起于浙江大学。1939年4月，他在广西宜山应国立浙江大学之聘，担任“艺术欣赏”课教学。同年8月，日军攻陷广西南宁，浙大师生向贵州西迁。1940年元旦，丰家11人在贵州都匀团聚，“老幼各俱无恙，大家笑得合不拢嘴来”。丰子恺在《艺术的逃难》一文中写道：“正是‘人世难逢开口笑，茅台须饮两千杯’，这晚上十一人在中华饭店聚餐，我饮茅台酒大醉。”

一个月后，丰子恺带了从一岁到七十二岁的眷属十人，和行李十余件，随浙江大学迁入遵义。浙大史地研究所教授兼系主任张其昀教授先到，笑着对丰子恺说：“听说你这次逃难很是‘艺术’的。”丰子恺默然而笑。

在遵义期间，张其昀教授主持编写《遵义新志》，参编的学者们留意古播州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并实地探访了遵义沙滩。在沙滩，大家惊奇地发现，自乾嘉至清末民初的一百多年间，沙滩涌现了几十位学者、诗人、作家，人各有集，各类著作百多部几百卷，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在我国文学史、学术史、外交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引领一代风骚。随后成书的《遵义新志》，把遵义两千多年的文化发展历程划分为九个时期，从夜郎期、牂牁期、播州期、杨保期到新城期等，其间第八期为沙滩期。书中写道：“故沙滩不特为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之文化区”。由此，以黎氏家族为主体，郑、莫两家族为羽翼的“沙滩文化”开始为学界所瞩目。1941年春，丰子恺、赵乃康等六位名士相约结伴，前往子午山拜谒郑、莫、黎三贤。在为期五天四夜的“子午山之游”中，六名士一行访禹门寺，经琴洲（沙滩），登子午山，谒郑莫黎三先生墓，感寺观之兴废，叹陵谷之迁变。在“子午山雅集”中，丰子恺除赋诗3首，作漫画13幅，还作画郑莫黎像各1幅、郑莫黎墓地像各1幅、《郑墓原状想象图》1幅、众人诗作配画6幅。此外还应节孝寺僧人之请，画佛像相赠，作画时“每一笔一呼佛，百八笔而佛成”。

“子午山雅集”诸人诗文画作辑为《子午山纪游册》出版，是为黔北沙滩文化与浙大西迁文化相交集后形成的文艺成果。

在遵义时期，丰子恺一家先在客栈暂住，不久寄居城北松子坎大财主罗徽五庄园数月，后于1941年早春迁至城南狮子桥南头附近南坛巷，租住一熊姓人家的新宅，取名“星汉楼”。丰子恺仍在浙大任教兼全校艺术指导，课余时间用于画彩色漫画。这项工作始于桂林，而在星汉楼里达到高峰，大批彩色绘画在这里完成。

从在遵义定居开始，生活不再惊心动魄而是相对安逸平静，丰子恺又操心起孩子们的教育。关于这段生活，丰子恺幼女丰一吟曾写道：“我们家到了遵义后，没再受日寇骚扰，生活比较安定。在罗庄时，爸爸每周六晚上召集我们六个孩子开一次家庭学习会。会上有爸爸买回来的糕点果品给我们吃。起初每次买五元，他便定名此会为‘和谐会’。用石门话来说，‘和谐’二字的发音与‘五元’近似。后来物价涨了，爸爸就买十元，并把这学习会改名为‘慈贤会’。‘慈贤’二字在石门话里读音与‘十元’近似。从这两个名称看，爸爸即使在战乱时期，追求的还是‘和谐’和‘慈贤’。”

这时，丰子恺的子女丰陈宝、丰宁馨、丰华瞻都已达报考大学的年龄，其即送他们到贵阳中学插班读高三的下学期。学期结束，这几个孩子因成绩优秀，被保送读浙江大学。

丰子恺在遵义租住的熊家新屋，是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窗前便可眺望湘江。傍晚丰子恺临窗独酌吟诗，当吟唱到苏东坡《洞仙歌》里“时见疏星渡河汉”时，顿觉眼前窗外的景色与苏东坡的诗意相映成趣，便给这栋新屋冠上了“星汉楼”的楼名，并欣然提笔写下楼名，装裱后挂在前房。“星汉楼”是丰家继家乡石门镇的“惇德堂”“缘缘堂”和浙江上虞白马湖畔的“小杨柳屋”后第四个堂名。1942年11月，丰子恺应邀赴战时陪都重庆，在国立艺专任教授兼教务主任。

在遵义三年间，丰子恺创作完成了《子恺近作漫画集》《子恺近作散文集》《客窗漫画》《抗战歌选》第一、二册等，出版了《子恺漫画全集》。在此期间，他继续以笔为枪，为抗战呐喊，时有画作和文章发表。他的《急转直下》《黔道》《贵州的黄包车》《遵义的负重》《警报作媒人》等画作和文章为抗战呐喊，开展抗战文化教育，反映了抗战期间贵州山城的社会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