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城里的抗战往事

邓颖超母亲起居室。

周恩来父亲曾经居住过的房间。

青岩古镇街景。

今夏，贵阳青岩古镇的宣传视频亮相天安门《辉煌的中国》主题展，在天安门东、西地铁站显示屏循环展播，展现80年前青岩古镇作为抗战大后方的坚守与荣光。

青岩古镇建于明洪武十一年（公元1378年），背倚青山、地处通衢要冲，历史上扼八番、通粮道、守贵阳，素有“攻不破的城池”之称，明代旅行家徐霞客更是在游记中称其为“南鄙要害”。作为茶马古道的重要一段，青岩古镇早在唐宋时期便是汉、藏及其他少数民族开展商贸往来的通道。

当抗日战争的烽火席卷华夏，兼具防御功能与地理优势的青岩古镇，成为了抗战大后方的“安全港湾”——它是革命干部家属躲避战火的“隐秘家园”，也是浙大师生延续教育火种的“避难所”，更是掀起黔中百姓抗日热潮的发起地之一。

文化西迁的“避难所”

抗日战争时期，地处黔中腹地的青岩古镇，以青山为屏障，成为教育工作者守护文化火种的“避难所”，也是国立浙江大学西迁贵州的其中一站。

1939年12月25日，浙大迁校委员会委员来到青岩选址，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同意设分校在青岩，各院系一年级在青岩教学，同时大部分师生迁往遵义、湄潭两地。

这段西迁历程的细节，记录在《竺可桢日记》中。据记载，1940年1月14日（腊月初六）清晨7时30分，青岩本地人士彭百川带领青岩乡村师范学校校长黄质夫（黄同义），专程前往竺可桢的贵阳住处，洽谈浙大接管青岩教学场地的相关事宜。最终，确定慈云寺为学生宿舍，龙泉寺为临时教学场地。

1940年2月8日，国立浙江大学一年级在青岩成立；10月5日，国立浙江大学一年级开始陆续迁移至湄潭永兴，至12月2日国立浙江大学青岩分校在青岩结束办学；12月8日，国立浙江大学一年级在永兴上课，浙大西迁搬迁完毕，直到抗战胜利后返回浙江。

贵州省内学校的搬迁，同样是青岩古镇守护“教育火种”的重要篇章。

1939年2月4日，日军18架飞机对贵阳城中心区进行轰炸，给贵阳人民造成重大伤亡和损失，史称“二·四轰炸”。为防止敌人再次空袭、减少教育事业的损失，贵阳城区的各中学纷纷迁往乡村办学，寻求一片安宁的净土。

贵州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后因在贵阳市内改为贵阳女子师范学校，简称“贵阳女师”）便是其中之一。初到青岩时，学校暂借斗姆阁上课，租住民房为住宿点，后租定南门城内菜园头土地新建校舍。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贵阳女师从青岩搬回贵阳。

青岩老人陶仁珍在《贵阳女师在青岩片段》中回忆道：“贵阳女师在青岩期间，虽只有短短几年，但对当地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促进了青岩的教育事业，改变了部分女孩的命运。”

抗日救亡中的“家国担当”

1938年3月，由宋庆龄、李德全、邓颖超等妇女界领袖发起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武汉成立，接纳和安置各地涌来的孤儿和困难家庭儿童。同年11月，贵州分会（以下简称“青岩保育院”）应运而生，选址于青岩镇西街3号万寿宫（后迁至龙泉寺）。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由中国妇女慰劳抗战将士总会直接领导，所需经费由保育会总部提供。

青岩保育院成立后，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救援工作中。它先后接收了从香港、湖北、湖南、广西及省内遵义、惠水、桐梓等地转移过来因战争失去亲人的700多名儿童。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抗战时期，保障700多个孩子的日常生活成为巨大挑战。青岩保育院工作人员除到贵阳购买大米外，还深入青岩附近村寨采购粮食。当地百姓听说是保育院购买后纷纷给予支持，特别是青岩城内的群众，自愿给保育院送衣捐粮、送柴火煤炭，保证了孩童们的日常生活所需。

青岩保育院超越了简单的收容功能，开创性地实践“教学、训导、保育三合一”的教育模式。据原院长李坚白在《青岩保育院琐忆》中记载，青岩保育院采纳陶行知的劳动实践教育理念，“多用启发式，少用注入式”。

李坚白回忆，除了冬天，每日清晨孩子们由保育员带到河边洗脸；晚餐后，围坐聆听老师讲述历史故事；课余时间，年长孩子阅读书报，年幼者玩自制石头弹子；每逢晴天，全体孩子到附近山坡开荒种菜，雨天则在院内做手工活。高年级学生还轮流帮厨，参与日常劳动。

随着抗战形势变化，1939年，青岩保育院迁往重庆，结束了在贵州的使命。虽然存在时间不长，但它为数百名儿童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过渡期，让他们在战火中获得学习和成长的机会。

在《烽火摇篮》一书中有着这样的记录，籍贯安徽合肥的龚国元，三岁时曾在青岩保育院学习，1959年留学苏联，1963年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后成为中科院正教授级研究员，1992年获国务院颁发的有贡献的专家荣誉，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关键时期，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节节败退，为了安置各地战时失散和流入贵阳的学生和难民，在贵筑县成立了“青岩难胞接待站”，设管理组、医务组、物资发放组和劝募委员会，接待服务工作人员主要由暂迁青岩的贵阳女师师生和青岩卫生院医师组成，劝募委员会成员由青岩城内一些知名人士组成。

随着接待站的成立，首先接收从湖南衡阳战区流转到贵阳的一批逃亡师生和难民，又陆续接收从安徽、湖北、湖南、广西等地逃来的难胞。据管理组统计，接待站成立仅七天，接待难民人数就达千余人。对难民中的文化人士、老弱妇孺，接待站都给予了重点救济。

青岩难胞接待站从1944年底建立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时间里，共接待、收容难民1936人，筹集救济粮24000余斤、木炭近50000斤、煤炭10余万斤，接受捐资近40万元，为支援前方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抗战”

抗战期间，青岩在大后方筑起爱国宣传的坚固阵地。从1936年“贵州省立青岩社会教育实验区”以课本与歌声播撒抗敌火种，到1943年“青小娃娃剧团”用简陋道具演绎家国情怀，青岩将抗日爱国的信念深植人心。

1936年，贵州省教育厅为推动社会教育，提高民族素质，在青岩建立了“贵州省立青岩社会教育实验区”机构（以下简称“实验区”），并在青岩的文昌阁开办了“民众学校”。

除规定的农民识字课本外，实验区还巧妙地融入了抗日主题的补充教材，将抗战精神深深植入教育之中。他们选用的抗战歌曲，既作语文阅读材料讲解，又是教唱教材。像陶行知的《锄头舞歌》《镰刀歌》《青菜歌》，以及《大刀进行曲》《流亡曲》《打倒小东洋》《牺牲已到最后关头》《长城谣》《九一八小调》等众多振奋人心的抗日救亡歌曲，都在这里传唱开来。

1938年日本侵略者侵占武汉后，实验区迅速组建起一支由50余名师生组成的“民众抗敌宣传团”。团员们结合时事编排抗日故事，以话剧、歌舞等鲜活形式开展宣传。每逢青岩赶场日，宣传团便在热闹的场坝表演《放下你的鞭子》《兄妹开荒》《送郎当兵打日本》《鸦片鬼》等街头剧，唤醒民众的抗争意识；宣传团还走出青岩，前往贵阳的核心区域演出。宣传中，团员们带领现场群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汪精卫”的口号，激昂的氛围感染了无数路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由李兴才等人主创的话剧《打东洋》，是当时轰动贵阳的抗敌佳作。话剧首先在青岩完成排演，随后前往花溪、竹林寨等地试演，演出中穿插着木叶吹奏、芦笙歌舞等，贴近生活。剧中反复响起《九一八小调》与《松花江上》，让现场观众动容，唤醒他们的爱国热情。

据《青岩文化和历史》一书中描述，1939年贵阳“二·四轰炸”后，《打东洋》被安排在“贵阳民众教育馆”演出10天，每晚600个座位座无虚席，演员们真挚地表演，将侵略者的残暴与东北民众的苦难具象化。台下不少观众流下眼泪，一时群情激愤。演出中“打倒日本侵略者”“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赶出去”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群众和学生的抗日激情被高度激发，后来不少爱国青年走上了抗日杀敌的前线。

1943年9月，教育家黄齐生由延安返回贵阳后，到青岩宣传抗日救国的精神。在青岩小学，他特别向学生们介绍了沦陷区流亡到陕北的儿童，在党的领导下组建“孩子剧团”的情况，以及“孩子剧团”不怕苦、不怕累，跋山涉水向百姓宣传抗战的事迹。全校师生听了黄齐生的报告后，深受感动，当即向校长要求组织一支宣传队，到民众中开展抗日宣传，学校同意成立了“青小娃娃剧团”。

为了解决经费，学校进步教师纷纷捐资，部分学生家长也捐献了钱物；为了解决舞台幕布，学生们从家中拿来一些床单当幕布；没有道具、灯光，大家将家中的桌椅板凳抬来……在老师的带领下，娃娃剧团克服困难，赶排了《打城隍》《葡萄仙子》《和平神》《放下你的鞭子》《芦沟桥对唱》等抗战节目。剧团除在镇上演出外，还先后到贵阳黔陶、燕楼、花溪、惠水等地演出。

革命干部家属的“隐秘家园”

1939年，随着日军侵占湖南、进攻广西，西南地区成为抗战大后方，贵阳因地处交通要道，党中央决定在此设立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负责军用物资周转与人员接待。同年年初，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李克农的父母与岳母侄儿、博古的女儿、孟庆树的父母与弟妹等20余人，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护送下辗转抵达贵阳，交通站站长袁超俊先将他们安置在城内文昌阁附近。2月4日，18架日机突袭贵阳狂轰滥炸，为保障家属安全，袁超俊亲自赴青岩考察，租下民房，将众人转移至青岩，由此留下了三处重要的革命干部家属曾居地，这些居所如今已成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周贻能曾居地位于青岩镇南门背街的丁氏民宅。这座始建于清末民初的宅院坐北朝南，面阔三间，为穿斗式木结构悬山青瓦顶，周贻能居住在西次间。性格开朗、善交朋友的周贻能，常穿着长布衫、戴老人帽到南街石牌坊一带散步，很快结识了卖水果的张树清，时常到其摊位闲聊。他还略通医术，当地老人患病后常通过张树清请周贻能开处方、拣药，久而久之，百姓们都对这位和蔼的老人充满好感。

杨振德的曾居地在青岩镇南街的吴氏民宅。这座宅院坐东朝西，杨振德住在北厢房一年多。

李克农、孟庆树等家属则被安置在南门背街的陈氏民宅。这座始建于清代的宅院坐北朝南，由正房、东西厢房组成三合院，占地面积约710平方米，现存正房与东厢房。

为保守秘密、方便与百姓交往，租房时工作人员对外称家属们是“外省难民”。此后，袁超俊每月都会骑自行车从贵阳赶到青岩，送来书报与生活费。因交通站工作繁忙，袁超俊还委托“青岩社会教育实验区”照顾几位先生的日常生活，实验区也成为老先生们了解前线战事、打听抗战消息的去处。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董容语 文/图

部分资料由花溪区委党研室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