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遗简

汉代的居延毛笔。 图自台湾“中研院”史语所

简册上的楬，写上册名，相当于标签。 图自台湾“中研院”史语所

晚年徐森玉。

傅斯年。

位于内蒙古额济纳旗的居延遗址。

1998年到2002年期间，魏坚在内蒙古额济纳旗主持居延遗址考古。

战火中颠沛流离

轮船到青岛后，由于要装运另外一批货物，临时停靠了十几个小时。

沈仲章问明起航时间后，便雇了一只小木船登岸。他临时上岸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为北大查问转运书物是否寄出；二是想发个电报到长沙，报告木简已起运南下，请徐森玉派人到香港接收。

办完事，发完电报，沈仲章到码头一看，船不见了！打听后才知道，恒生轮船长汤麦斯接到上级紧急电讯，说日本有11艘军舰向青岛港开来，形势紧急，赶快离开。货只装了一半，船就开走了。

情急之下，沈仲章又回城里打电报给船长汤麦斯。此前，他把行李托运凭证和科考团的账册及一千多套纪念邮票等，装在随身手提箱里，担心日本海军上船检查，自己被眼线指认，就与汤麦斯商量，把随身行李放在船长室了。

沈仲章请汤麦斯帮忙把两个木箱和手提箱，交给同船的青年学生吴景祯，然后让吴景祯到港后转交给他的好友、香港大学文学院教授许地山妥存。

沈亚明解释说：“吴景祯是北大理科毕业生，一向佩服父亲。这次船票是父亲为他弄到的，因此委托之事，一定照办。”但吴景祯不知道手提箱里放着领取两个木箱的托运凭证，所以后来对“箱子”有种种误传。

“父亲向来少表功，他护简到香港的周折，多年来有多篇报道，或多或少有些差误。”沈亚明采访了父辈老友及后代、翻阅了当年文献等一手资料，根据父亲早年的讲述以及许地山夫人周俟松保存多年的、一份父亲接受采访的口述记录稿，大致考证了居延汉简到香港的经过——

1938年1月初，吴景祯到港后，只拿了手提箱。两个木箱则因无人领取，被搁在仓库里。由于人地生疏，吴景祯在香港找不到许地山，干脆把手提箱带到了重庆，继而又带到长沙。到长沙后，吴景祯得知北大校长蒋梦麟不久将飞香港，就托其转交手提箱，并写信告知沈仲章。

沈仲章在青岛滞留了几天。身无分文的他，在一位宁波买办的帮助下，乘船回到上海，挪用姐姐沈宝珠给他和双亲的钱，赶往香港。一到香港，他就到香港大学找许地山询问。许回应：“没人来啊！”

沈仲章“急得真是哭也哭不出”。幸好，沈仲章收到吴景祯来信。2月初，蒋梦麟来港，把手提箱交给了沈仲章。“打开一看，原封未动，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东西和两个木箱的托运凭证都在里头。”

两个木箱还在码头吗？沈仲章和许地山拿着托运凭证，赶紧去码头找木箱。恒生轮早已离开，他们在仓库找了两天，才在一个角落里找到木箱，被一张大油布盖着。

尽管一波三折，好在只是虚惊一场。沈亚明曾多次听父亲念叨：“箱子太重要了，比我个人生命还重要。”

在许地山和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的联系下，这两个木箱被存入冯平山图书馆的大保险柜里。冯平山图书馆是港大的善本藏书仓库和阅览室，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图书馆、郑振铎在上海搜购的大批古籍善本等都曾借存此处。

沈仲章完成了护简使命，如释重负。与徐森玉接头后，他对徐说：“第一阶段任务是我自告奋勇，第二阶段是你交办的，我全做到了。没人看见，没人知道，没人碰过，原封不动我把它运来了。”交接完，他准备返回长沙。

彼时，西南联大正在筹建，预定沈仲章为文学院院长助理。蒋梦麟过港时也亲自邀请他速去长沙，带领学生步行到昆明。傅斯年却连来两封电报，让沈仲章不要离开香港，留下来整理、拍摄居延汉简，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制版印刷，予以出版。

抉择关头，沈仲章选择留在香港，开始对居延汉简新一轮的整理、拍摄。但受战局影响，上海商务印书馆因为成本剧增，不堪赔累，沈仲章一度领不到工资，再加上香港物价飞涨，生活十分艰难。

沈亚明说，父亲常常忍饥工作，曾因休克被送急诊，英国医生不让出院，欠下医疗费。徐森玉向父亲转达理事会决议，把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纪念邮票等筹资品奖给父亲，指示他变卖以渡难关。父亲舍不得变卖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救出的物品，一直锁在保险柜里。

为此，中英庚款董事会（后改称中英文教基金董事会）增资刊印居延汉简，并补助沈仲章在港的生活和整理费用。这样，沈仲章才得以因陋就简，将所有照片冲洗两份，副本寄往远在西南的劳榦，正本自己编图册。

寄往西南的那些照片，经劳榦整理释读，于1943年写成《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在四川南溪以石印版问世。次年，《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也以石印出版。颠沛流离的居延汉简，终于有了较完整的研究资料。

但不幸的是，沈仲章留在香港商务印书馆的照片和已经制成的书版，却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相当部分毁于大轰炸之下。

尘封美国25年后运抵台北

随着日本侵华战火的蔓延，香港吃紧，居延汉简何去何从再一次摆在众人面前。

1940年6月，傅斯年和徐森玉等通过电报往来，商议保存地点。徐森玉建议，将汉简从香港运往昆明，并着手安排船只。但从香港到昆明，必须绕道交战中的越南。安全起见，有人建议改运菲律宾首都马尼拉。

傅斯年考虑到，马尼拉气候湿热，不利于汉简保存，可以借胡适在美国任大使之便，暂存美国。

胡适1937年9月去美国，但仍兼任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长。12月，他给傅斯年写信问起：“居延汉简，当时我曾略作布置，但不知后来如何下落，千万请兄一问毅生（郑天挺），给我一信。”

1940年7月，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叶恭绰两度致电胡适，商讨汉简存放美国事宜。7月12日，徐森玉又另给胡适写信，详细说明居延汉简颠沛流离的过程。

胡适接信后非常感叹。他复信叶恭绰和徐森玉，感佩沈仲章在时事艰难的情况下，做出巨大牺牲，同时又自责自己有负“典守”之责。最后，他在信中表示：“以后保存之责，适当谨慎担负，务求安全无危险，请诸兄放心。”

在胡适、傅斯年的斡旋下，1940年8月，装载一万余枚居延汉简的轮船从香港起航，经两个多月的漂泊，抵达美国华盛顿。不久，这些汉简被分装成14个小箱，存入美国国会图书馆善本图书室。

由于当时居延汉简运美是秘密进行的，加之局势动荡，记录的资料很多都残缺不全，一度引起不少揣测。

其中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居延汉简是国民政府向美国贷款的抵押保证”。据说，这是1955年劳榦访日，向日本最早的汉简专家森鹿三教授提起的。

1992年，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研究员邢义田向劳榦书面求证，劳榦回应并无此事，并回信说：“至于汉简运到美国，大约是胡适先生做大使期间。从香港运到美国，在国会图书馆寄存的。所有权完全为中国政府所有，并无抵押之事。”

邢义田对此进行了详细考证。他在傅斯年档案中，找到了胡适当年给叶恭绰和徐森玉回信的抄本。胡适在信中称：“使此万余古简得至新洲‘延其寿命’，此皆足为适减其罪愆”。可见，转移汉简的目的是延其寿命。

同时，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档案中，邢义田找到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开给胡适的收据副本，上面名列保管的条件是：（1）暂时保管；（2）胡适可随时全部或部分取回；（3）存放在图书馆的珍本室。

这些证据都证明，居延汉简运美完全是出于避免战祸，保存文物。“如果是贷款抵押，自然不可能以随时取回为条件。”

邢义田认为，居延汉简能幸免于难，是许多人努力的结果，沈仲章、徐森玉、傅斯年和胡适都功不可没。“如果不是沈仲章和徐森玉的秘密抢救，傅斯年和胡适的合作，上万枚居延汉简是不是还能存在到今天，就会变成疑问。”

居延汉简在美国尘封了25年。

1965年10月，台湾借在美国纽约参加世界博览会的机会，把居延汉简和原北平图书馆寄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102箱善本图书，一起运到台湾。

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技士陈仲玉亲自护送汉简运抵台湾。据他回忆，汉简装在大小不同的14个衣箱内，每箱外均扎一条细绳，绳头均打一个小铅盒封签。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吴先生对他说，汉简自1940年进馆以来，一直收藏在善本书的保险库中，箱子的封签都没有开过。

陈仲玉把这14个汉简的衣箱，装进新打造的3个大箱子内，加上木丝、防水纸等，运往美国旧金山奥克莱海军基地，送上美国海军运输船。汉简按预定日期到达台湾基隆，后存放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的考古馆，保存至今。

至此，历尽曲折的居延汉简，结束了海外漂泊史。

填补正史“常事不书”

新中国成立后，为满足学术研究的需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整理出版居延汉简。考古所所长夏鼐，把这一重任交给徐苹芳和陈公柔两位先生。

由于原简不在大陆，徐、陈二人只能克服种种困难，根据马衡保存的部分图版和沈仲章带到上海与留在香港的部分照片，整理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一书。书中收录的汉简不到原简的四分之一，多少有些缺憾。

这些缺憾，在上世纪70年代得到了些许弥补。

当时，全国开展边疆考古风头正盛，居延地区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1972年秋，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和人民解放军驻地部队等单位联合组成居延考古队，对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遗址做了复查，发掘了居延地区的甲渠候官治所、甲渠第四燧和肩水金关3处遗址。

经过4年的考古发掘，共出土了2万枚简牍，和其他文物2300余件。这2万余枚汉简，不仅在数量上超出1930年代近一倍，也是我国历来发现汉简最多的一次。其中能够复原或较完整的册书多达70多种，有原始纪年的达1300多枚。

年过古稀的沈仲章在《新民晚报》上读到关于这次发掘的报道，百感交集。“这和我千辛万苦从虎口中抢救汉简的情况，两相对照，真是甘苦判然。”

居延遗址带给人们的惊喜并未结束。

1998年至200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拉善盟博物馆和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额济纳河流域进行了考古调查测绘。考古队抢救发掘了甲渠塞第七、九、十四、十六烽燧和察干川吉等5座烽燧，发掘清理出土了500余枚汉简。

2006年以来，额济纳旗文物管理所在开展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和居延边塞长城资源调查的数年间，又陆续采集到500余枚汉简。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居延汉简的数量总计将近4万枚，其年代几乎横贯了两汉的数百年，是《史记》《汉书》之外，存世数量最大的汉代历史文献。

由于出土时间有所不同，1930年出土的1万余枚居延汉简称为“旧简”；1972年以后出土的2万余枚居延汉简称为“新简”；1998年以来出土的居延汉简则称为“额济纳汉简”。

中央民族大学边疆考古研究院院长魏坚主持了“额济纳汉简”的考古发掘。他介绍，额济纳旗全旗总面积有11.46万平方公里，比浙江省的面积都大，地广人稀。“我在这里工作时，全旗只有1.5万人，差不多每8平方公里才1个人，电线杆都比人多，骆驼也比人多。”

位于额济纳旗的居延地区，长年平均降雨量不足40毫米，而年蒸发量却高达4000毫米。经常上午还是微风拂面，过午便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魏坚带队在这里考古发掘时，“所有人每天都被吹得像兵马俑似的，除了牙齿是白的、眼睛还能动，全身都是沙土。”

“这个地方虽然很贫瘠，但一直是前沿阵地。”汉代是西连河西四郡、东接朔方九原的中间地段。唐代在此设“宁寇军”统领居延军务，诗人王维在这里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诗句。西夏时期这里是后防，到了元代又在黑水城的基础上扩建亦集乃路。“所以，无论谁建立政权，都把这里作为防御重点。”

正是由于这里地处要塞，又交通不便、气候干燥，才使很多古代遗存都得到了保留。“考古过程中，我们有很多有趣的发现。”魏坚举例说，出土汉简的地点有很多，有出在楼梯台阶上的，有出在库房里的，有出在垃圾堆里的，还有出在厕所里的。

比如，上世纪70年代发掘的居延甲渠候官鄣城，里面的房子是一间间分隔开的。在坞墙围着的院子里，西南角位置是厕所，2万多枚汉简很多都出土于这个位置。也就是说，“人们可能把不用的汉简做手纸用了”。

更有意思的是，汉代开始有了过火取暖的暖墙。这些暖墙有时候很容易坏，破损漏烟，考古队在一处破损修补窟窿的墙面上，发现了八支汉简编连的整册汉简。魏坚推测，“这是当时用一册汉简，修补了暖墙上的破洞。”

居延汉简背后是汉代边塞的烟火人生。

魏坚认为，“中国史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常事不书’，平常事不讲，只讲家国大事。”居延汉简的出土弥补了正史的不足，让我们看到很多在史书中看不到的东西。

他在居延遗址发现的第一枚木简，上面写着：“出茭百七十束，直钱百七十，惊虏燧长王宣，二月己未买，愿以三月禄偿。”意思是说，惊虏燧长王宣在二月己未这天，买了一百七十捆干草，价值一百七十钱。但当时没钱给卖家，承诺三月份发了工资再偿还。

很明显，这是一个欠条。“通过寥寥数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物价、干支纪年，还有燧长的工资是按月发的。而且干草的价格随季节变化有浮动，有的简上写一捆两钱，有的是一捆三钱。”魏坚说。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有燧长拿了别人东西不给钱的；有候长在工作时间，派人去给他买肉的；还有家里70多岁的老母亲病了，需要回去探望的……魏坚把居延汉简称作汉代边塞的“百科全书”，“正史上没有他们的名字，但他们把生活琐事记在简牍上，穿越两千年时光，向我们诉说弱水河畔的烟火日常。”

但在魏坚看来，居延地区不只有汉简和烽燧，还有青铜时期的遗址，西夏至元代的庙宇和佛塔，以及大片的屯田区和纵横曲折的河渠遗存等。“居延是一部封存于戈壁荒漠中的厚重史书，我们只翻开了其中的一部分。”

张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