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南迁

1947年，抗战胜利后，故宫文物西迁三路人马齐聚重庆。

1939年，庄尚严一家在安顺，四子庄灵就出生在安顺。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山洞秘库的库门。

抗战期间，故宫文物在西迁途中。

“文物前脚刚撤，炸弹后脚就到”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军上海，南京岌岌可危。

刚刚落户南京的国宝，不得不再次漂泊。南京朝天宫库房有1.9万余箱文物，数量庞大，一下子肯定运不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水陆并进，分批迁入西南大后方。

8月14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在长江码头装船，准备从水路运往汉口。这批文物只有80箱，却是珍品中的珍品，里面有甲骨文、钟鼎、范宽《溪山行旅图》、李唐《万壑松风图》等。

庄尚严再次临危受命，随同国宝踏上漫漫西迁路。在他身后，惨烈的战事已经拉开序幕。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文物运到长江边时，东边隆隆的炮声已清晰可闻。由于码头上挤满了逃难的南京市民，故宫雇用的英国“太古轮”坚决不肯靠岸。紧急关头，押运文物的故宫职员向大家说明了原委，逃难的同胞深明大义，立刻让开码头，让国宝先走。满载文物的轮船顺利逃脱了日寇的魔爪，难民们却与古老的南京城一起等来了一场浩劫。

7天之后，庄尚严秘密将这批文物带到长沙，存放在新建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还来不及喘气，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日军或许是得到了故宫文物存放的消息，对着图书馆连发一枚重磅炸弹和七枚燃烧弹。图书馆被夷为平地，只剩下几根残柱。

幸运的是，轰炸前几天，马衡就已经通知庄尚严紧急撤离，调出10辆公交车，将文物转运到贵阳，辗转存入贵州安顺一个叫“华严洞”的天然山洞里。

华严洞，洞深壁厚，冬春干燥，是贮存文物的好地方。庄尚严和故宫同人在洞里建起木制房屋，作为库房。此后五年，纵使外界炮火连天，安顺几次告急，故宫文物在这里也是安然无恙。

一次，马衡来华严洞视察，与学生兼属下庄尚严在战乱中相逢，分外高兴。一日酒后，马衡登高在岩壁上写下：“卅二年（1943年），鄞邑马衡偕伍蠡甫自陪都来，整理故宫书画，与其事者，庄尚严、郑世文也”。

庄尚严则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叔平师因事至安小住月余，一日酒后忽发逸想，老头子竟攀梯登三丈许，亟崖大书百余字，可作纪念。”

但“老头子”和庄尚严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畅快喝酒。

1944年11月，“黔南事变”爆发，贵阳告急，存放在华严洞的故宫文物再次面临危险。庄尚严和故宫同人连夜将文物转运至四川巴县，在飞仙岩临时仓库秘藏了一年多。

回过头来再说存于南京的故宫文物，第一批文物运到长沙后，马衡收到行政院指令，所有故宫文物，尽可能抢运到大后方。抢运分两路进行：一路走水路，在南京码头装船，沿长江向上游行驶；一路走陆路，在浦口装火车，向西北运。

走水路的一支，到1937年11月打包好了近万箱文物。当时，南京不断遭到敌机轰炸，城内异常混乱。大家不分昼夜地抢运，“在库房工作的，遇有警报来临，他们还可进入山洞去躲避，在码头上、车站上，装车船的人，便只有在车子下面，破屋檐下，躲避一时，警报过后，马上续装。”

近万箱文物先后于11月19日、12月3日，搭载英国轮船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许多押船的故宫人都是临时接到通知上船。由于没时间整理行李，大家都手忙脚乱。有人匆匆回家，看看什么东西都舍不得，索性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拿起桌上的一把折扇，忍泪离开了家门。

目的地本来是汉口。然而，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已经不安全，这批文物又不得已继续向西再向西，于1938年5月22日抵达重庆，分藏安达森洋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等7个库房。

1939年春，日军在重庆开启了持续数年的无差别轰炸，即不分军事目标还是平民区全部轰炸。

安达森洋行的老板是瑞典人，他不但把自己库房存储的腊肉和百货全部搬走，腾出地方存放中国国宝，还在日军轰炸时，把瑞典国旗插在房顶，甚至把国旗平铺在空地上。瑞典是二战中立国，日军不敢贸然轰炸，存放在这里的3000多箱故宫文物得以幸存。

躲过重庆旷日持久的大轰炸后，这一批文物又转运四川乐山。在紧急打包装船过程中，故宫职员朱学侃一脚踏空，坠入舱底牺牲。

走陆路的一支，是西迁途中最惊险艰辛的一路，由那志良负责。

1937年11月，7000余箱文物搭乘专列从南京出发。出发没多久，就在郑州车站遭到日军轰炸，幸亏司机没有弃车逃命，果断发动列车，带着文物专列冲出火海。此后，那志良一行把文物安置在宝鸡，眼看局势日紧，又用300辆军用卡车带着文物，翻越3000米高的秦岭，于1939年6月到达四川峨眉县。

不料，存放好的文物又遭到火灾威胁。

1943年6月8日，峨眉县一百姓家中失火。由于四川农村的房子多为竹木结构，没过多久，周围一整片房子都烧了起来，火势向西门蔓延。而西门外，就是存放故宫文物的武庙。火势凶猛，搬走几千箱国宝肯定来不及了。

那志良急忙找来当地保长，劝说家住西门前的村民把自己家的房子统统拆掉，以抵挡火势蔓延。村民们都不愿意。那志良向大家承诺：“武庙里藏的都是故宫国宝，不能有任何闪失，如果火烧不到西门外，故宫给大家赔偿！”

听到是故宫的国宝，驻守士兵和峨眉百姓一起动手，拆除了武庙周围的房屋。刚刚拆完，大火就冲出了西门。而此时，武庙周围已经拆出了一片“隔离带”，库房里的故宫文物安然无恙。

就这样，纷飞战火中，故宫文物舟车颠簸上万公里，辗转大半个中国，一次次地躲过了日军轰炸、翻车、火灾等种种意外，堪称奇迹。马衡感慨，“像这一类奇迹，简直没有法子解释，只有归功于国家的福命了。”

“做到一半的复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10日，华北战区侵华日军受降典礼，在故宫太和殿广场隆重举行。北平各界20余万民众，见证了这一荣耀时刻。

身在重庆的马衡，开始积极张罗文物回归。他筹划将分藏四川巴县、乐山和峨眉三地的故宫文物，尽快集中到重庆，然后按照先前的承诺，全部运回北平。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国民政府最终决定将文物迁往南京。

1947年5月31日，首批文物从重庆启运，走水路东归南京。由于石鼓体大箱重，不便装船，交通部派10辆汽车，装载石鼓等笨重文物共62箱，由陆路直接运往南京。那志良负责押运。

石鼓，是一组十件外形似鼓的花岗岩刻石。每件高二尺、直径一尺多、重约一吨，上面镌刻着几百个文字，即“石鼓文”。“石鼓文”刻于先秦时期，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人称当今汉字的“祖宗”，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

石鼓原本存在国子监，随故宫文物一路南渡西迁。从北平出发时，“石皮已与鼓身分离，敲起来有嘭嘭声，如果石皮脱落，只剩下石心，石鼓就一点价值没有了。”因此，从一开始，故宫人就对石鼓的包装、运输格外小心。

不承想，运石鼓的车辆在回南京的路上翻了车。当时一位司机为了省油，在下坡时关了油门，恰巧在转弯时，对面驶来一车，速度极快，司机在惊慌中急打方向盘避让，车头撞在山壁上失去控制，车上的人纷纷跳下。车摔得破烂不堪，装文物的木箱，全部掉到山沟里。

石鼓是否受损？开箱检查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包装一层层掀开，发现第一件石鼓安然无恙。大家长舒一口气，又去打开第二个包装箱，发现第二件石鼓也没有损坏。就这样，连续打开十件石鼓箱，发现所有石鼓都完好无损。

“这不啻为一场奇迹，也让我们心有余悸。”那志良在《典守故宫国宝七十年》一书里写道：石鼓装车的时候，因为它本身很重，没有将石鼓捆扎在车上，倒机缘巧合地让它们逃过此劫。如果当时将石鼓和车子捆在一起，这件稀世文物就一定被毁了。

1947年7月26日，石鼓抵达南京。1947年年底，水路运送的文物也到达南京。至此，1.6万余箱文物辗转万里的西迁之旅，宣告结束。

还有2900多箱文物一直滞留南京。

1937年12月，这2900多箱文物都已经码在南京下关码头，准备装入预约好的太古洋行轮船。但由于日军不断轰炸，轮船不敢靠近码头，直接开走了。这些文物不得已又被运回朝天宫保存库。

日本占领南京期间，朝天宫保存库被用作伤兵医院，库门被打开。据说日本人有意把里面的文物运回国，当时汪精卫政府的几位部长出面阻拦，把这些文物运到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等处，与其他机关的文物保存在一起，抗战胜利后陆续收回，尚无重大损失。

北平沦陷后，留守故宫的人员处境也极为艰难。时任故宫博物院总务处处长的张庭济带领留守人员，在日伪统治下苦撑了八年。除损失一些图书、铜缸等，故宫留平文物基本无虞。1944年，日军从故宫劫走91座铜灯亭、1尊铜炮，准备制造炮弹子弹。还没来得及运回国，日本就宣告投降，这批文物也被从天津追回。

西迁文物有没有损毁？那志良和故宫同人开箱逐件清点，并按照原始清册一一核查。令人欣慰的是，几十万件文物辗转大半个中国后，只有几件损坏到不可修复，其余几乎没有损毁。

这几件损毁文物，据《故宫文物南迁》一书记载：“在重庆合记堆栈，因楼板断塌，破损3件瓷器；在宝鸡火车站，汽车过铁路卸库时与火车发生碰撞，黄瓷大盘、钟表玻璃罩因震动破碎；在汉中库房装箱检查时，一名士兵手榴弹不慎坠地，发生爆炸，当场炸死士兵1人，重伤2人，弹片伤及文物4箱，1件乾隆款白地青花瓷盘被炸碎，大号彩花大瓷瓶瓶口炸缺2寸许，瓶身破裂。”

文物清点结束后，国内局势急转直下。马衡看到复员北平已经没有希望，便把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的工作交给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庄尚严、那志良、欧阳道达等留守南京分院，马衡则回到北平，主持故宫本院的复员工作。

1947年9月3日，也就是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两周年的日子，马衡在北平广播电台做了一场关于《抗战时期故宫文物之保管》的演讲，回应社会关切。末了，他透露了一个心愿：“这一批文物能够回到南京分院，只算做到一半的复员工作。运回北平，恢复到‘九一八’以前的状态，那才算是完成复员工作。”

然而，马衡的心愿始终没有达成。

两岸三地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节节败退，国民政府日暮途穷。

蒋介石有意退守台湾的想法在国民党内部传开，故宫文物再次面临迁徙。11月10日，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的多名理事，包括外交部部长王世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徐森玉等，在故宫博物院理事长、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官邸开了一个小会，商讨文物的去留问题。

会上“决议”：将故宫文物迁运台湾，先选精品，其余根据交通形势尽可能移运。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文物和图书也一并迁台，具体事宜由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负责。行政院很快通过了这些“决议”。

随后，行政院命令马衡尽快将北平故宫里的国宝精选装箱，空运南京。但马衡有心把国宝留在故宫，留在北平。他假装回复照办，转头就拖延时间，再三交代手下：“包装一定要细致谨慎，不要慌，不要求快！”装箱进度十分缓慢。

1948年年底，马衡下令将故宫对外出入通道全部关闭，严禁通行，以致选装的文物无法运出。行政院多次函电催促，马衡以“机场不安全,暂不能运出”为由一拖再拖。拖到北平和平解放，故宫文物一箱也没运出。

除了抢运国宝，国民政府也大力“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鼓励北平文化名流南迁赴台。被列入“抢救”名单的有大学校长、文化界人士、知名学者等，马衡也在其中。教育部派飞机前来接运，马衡以病后健康未复婉拒登机。

马衡迟迟不南下，国民政府只得将遴选故宫文物的重任交给徐森玉，并明确指示，尽量将南京文物全部运往台湾。如果实在带不走，也要选择一类文物，将二类文物留在大陆。

徐森玉曾明确表示反对文物迁台。他给友人台静农的信里写道：“衮衮诸公妄以为台湾为极乐国，欲将建业文房诸宝悉数运台，牵率老夫留京十日，厕陪末议。期期以为不可，未见采纳。”虽然反对，但又无可奈何，于两难之间，徐森玉只得大胆“调包”，将一批一类文物换成二类文物，“以次充好”运往台湾。

而彼时，庄尚严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命令，准备押送第一批文物前往台湾。马衡从北平得知后，立即致信庄尚严，劝他务必拦下南京文物。

一边是国民政府的命令，一边是多年恩师的托付。庄尚严身在南京，就在国民政府眼皮子底下，不得不听从命令。

马衡动了肝火，给庄尚严再去一信：如果不愿阻拦文物赴台，就断绝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

1948年12月22日清晨，庄尚严随772箱文物登上“中鼎号”登陆舰，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驶向台湾基隆港。

据徐森玉之外孙女王圣贻回忆，国宝启程前，徐森玉自知留不住庄尚严，只能拉着他的手千叮咛万嘱咐：“现在这些文物要分开了。从今以后，我负责看管一半，你负责看管另一半。你要代我到台湾去看管好这批家当。”庄尚严点头：“先生放心，人在文物在。”

庄尚严带着文物在台湾安顿下来，收到了一封马衡的信，信上只有一句话：“此后故宫文物在台，兄须好自为之。”庄尚严见信，感慨万千。抵御外侮的年代，师生二人尚可一起谈诗、喝酒，日本早已投降，两人却无话可说。这成为他晚年“最不愿被触及的内心隐痛”。

直到1949年1月28日，国民党政府先后分三批从南京运往台湾的文物共计2972箱，占南京所藏文物的六分之一。

据杭立武《中华文物播迁记》一书记载：“南迁书画9000多件，运台5458件，其中就有书圣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南迁铜器2787件，运台2382件，其中就有铭刻字数最多的西周重器毛公鼎。”台北故宫博物院，便是在这些文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文物运台后，国民政府聘请徐森玉赴台主持文物管理。徐森玉为避此劫，称病返回上海躲了起来，并从此脱离了故宫。守护故宫南京分院遗存文物的重担，由此落在了欧阳道达身上。

欧阳道达临危受命，为避免文物在战乱中再遭劫难，命人把朝天宫保存库的大门用水泥全部筑死，直到南京解放。1950年1月，欧阳道达亲自押运首批故宫南京分院文物1500箱抵达北京西车站，十件石鼓也同车运抵。

此后，留存在南京故宫分院的南迁文物，陆续返运回北京故宫博物院。后来由于“文革”，有2000多箱大约10万件官窑瓷器滞留南京。时至今日，这批南迁文物仍分居两岸三地，即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

而故宫的守宝人，也隔海相望、天各一方。

新中国成立后，马衡仍任院长一职，并为故宫收购了大量珍宝。1952年，马衡从故宫离任，改任全国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1955年在北京病逝。他的子女遵照遗言，将其毕生研究所藏的文物、图书、拓片等，全部捐给了故宫。

护送文物迁台的庄尚严，后来再也没能回到北京。他出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直到1969年退休，为故宫工作了45年。有人送他一方图章，上面刻着“老庄老运好”。“庄”是“装”的谐音，“运”是运气的“运”，又是运输的“运”，庄尚严爱不释手。

庄尚严晚年病重，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抢救，弥留之际，嘴里反复念叨着两个字，声音含混不清，身边的人都听不清楚。庄灵凑到父亲的嘴边，反复倾听，才终于听清了那两个字——北平。

庄尚严四子庄灵曾说：“父亲最大的遗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亲自带着这批远渡重洋来到台湾宝岛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平故宫。”

张小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