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受冲击，文学奖何为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去年以来，除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传统著名奖项外，全国各地文学奖项频繁进入公众视野，如人民文学奖、宝珀理想国文学奖、施耐庵文学奖等。来自中国作家网“文学奖项”一栏内容显示，2024年被这一栏目报道的各级文学奖项约为120项左右。此外，芙蓉文学双年榜、长江华语文学榜、浙江文学榜等一批以“榜”命名的文学奖项，也助推了过去一年多来的文学奖热度。

在文学被用“凋敝、没落、消亡”等词汇所形容的时代，以及DeepSeek等AI软件兴起给作家带来“生存危机”的大背景下，文学面临着巨大变化与挑战。作为文学常见的传播形式，以图书与期刊为代表的印刷文学销量不断下滑，这在逼迫着文学不断寻找新的扎根土壤。网络为文学提供新空间的同时，也在改写着文学基因，短视频成为新兴的“文学”，占据了用户大量时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学概念，遭遇了数字浪潮淹没式的冲击。但需要看到的是，文学变化的是身段与外在，文学深刻的内核，除了还在通过印刷出版物、影视广播剧等固有方式影响受众之外，也在通过短剧、短视频等新兴传播载体，继续展现其丰富多元的魅力——文学不会死，在经历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媒介演变之后，这仍然是一个普遍共识。

很显然，现在堪称热闹的文学奖与文学榜，目光与视线所锁定的对象，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抑或说是“印刷在纸张上的文学”，极少有网络文学包括“视频文学”被纳入到如此庞大的文学奖阵容中来。“文学榜”的出现，名义上参考了量化数据（销量、点击量、评分、算法推荐度），但实质上与强调权威的“文学奖”并无对抗性——“文学榜”借“市场”的名义，对“文学奖”所缺失的一面进行了补充，更多“文学榜”的出现，将会携手“文学奖”饰演“双引擎”角色，为不断被稀释、摊薄的文学提供基本生存动力，并谋求在未来泛化的文学消费领域仍然占有有利位置。

据观察，“文学奖”与“文学榜”中的绝大多数，都设立了不同数额的奖金，其中有一些奖金可观，比如芙蓉文学双年榜桂冠作品奖金为50万元，其他9部上榜作品均为10万元，施耐庵文学奖5部获奖作品每部奖励10万元……这些奖项与奖金，有的来自出版机构，有的来自地方政府，一是容易被解读为出版机构在占领话语权高地，二是被认为地方要借文学奖扩大知名度。在肯定作家价值、鼓励文学佳作的同时，文学奖项有其他方面的诉求，只要是合理的，是可以理解的，文学奖在文学价值被低估、文学变现能力减弱的环境下，给予创作者与从业者一些荣誉与资金上的奖掖，是能够给创作群体带来一些安慰与鼓励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学大国来说，文学奖还可以再多一些，以激励创作者以文学为敲门砖，在整个文化创意领域发挥更有效作用。

文学奖的热度不降反升值得关注。这一现象更像是一场有意识的集体行动，是在数字阅读与AI技术不断重塑文化生态的当下，传统文学业态的从业者，以及文学行当的受益者，所联手发起的一项应对文学边缘化的策略，对新媒介环境下的文学价值进行一次捍卫性的巩固与重构。这也是为什么文学奖多以保守面目出现，将其他“新文学形式”拒之门外的深层次原因所在，因为在这场对文学价值进行再次锚定的过程中，大量“新文学形式”的作品涌入，将使本就不再清晰的文学概念变得更加模糊，文学在文化创意产品中的内核作用，也会再度飘摇不定。强调文学内核的严肃性，并不等于排斥以文学为内驱的潮流娱乐，但适时寻找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与边界，更有助于双方的紧密互动。

文学奖的举办与传播，有助于将公众注意力更多一点地拉回到严肃文学领域，让人们进行比对、思考，在过剩的文化娱乐产品选择中，把视线再度投放在曾经辉煌的文学身上。但前提是，文学奖所推出来的作品，应吻合读者对于文学的一贯想象与需求，而想要实现这个并不容易达到的目标，文学奖就应该做到：分层奖掖，每个文学奖恪守设立原则与奖励范围，把奖项交到最合适的人选手中；避免同质化、分众化，造成更明显的文学圈层隔离，多考虑有潜力的作家与有前途的创作新人；拒绝赢家通吃，不要出现少数作家与作品占领过多奖项与榜单的状况；不过度追逐名气与流量，不以明星作家为评价奖项含金量的唯一标准；捍卫评奖规则的公平与公正，让文学奖充满活力与透明度，最终整体体现出去浊留清的评奖生态。

文学奖想要产生更大影响力，就有必要通过专业化、权威性、差异化等手段筑牢文学的价值堡垒，同时也要尝试将正在发光的“非印刷文学”纳入到评奖体系中来，在坚守“文学内核”的前提下，让文学奖成为连接印刷文学与视频叙事、严肃创作与大众娱乐的桥梁，唯有如此，文学奖正在热闹进行的这场“自救”，才能真正转化为文学在数字时代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