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归来仍是少年”

7岁的杨振宁与父母摄于厦门，其时父亲杨武之任教于厦门大学。

杨振宁与母亲1987年农历新年摄于香港。

左起杨振宁、邓稼先、弟弟杨振平，1949年摄于芝加哥大学。

《归来仍是少年》书封。

前不久，杨振宁先生去世。恰在此前后，曾聆教于杨先生的青年学者林开亮博士所著《归来仍是少年》出版。这是一部关于杨振宁先生的传记作品，与坊间流行的其他杨先生传记相比，其主要特点即是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以时间作为一条轴线，串联起杨先生一生的经历和治学行迹，以期让普通读者对杨先生的科学成就和贡献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基本的了解。而作者林开亮写作此书的优势在于，他既与晚年的杨先生多有接触，理解杨先生一生的探索和追求；作为数学博士，他同时也在书中对国际物理学的历史和现状多有介绍，能够让普通读者了解到杨先生的治学背景——若没有深厚的专业知识，这一点绝难做到。

从中国走向世界

杨振宁先生乃是国际物理学界公认的物理学巨匠，他以103岁的高龄得享天年，可谓功德圆满。他属于既完整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一代人，又是经历了欧风美雨洗礼的一代人。

杨先生早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中长大成人的，他一生受父母影响甚深，坦承自己学术知识的外在影响来自于父亲、中国近代数论开创者杨武之，精神气质的内在影响来自于母亲罗孟华。杨先生认为，人的思想如果把一件事变成绝对化以后，就会变成一种力量，比如礼教，它或许的确是错误的，但并非一无是处，它的特点就是它有力量，而这种力量源自它有绝对的、不容置疑的信念，当这种力量用在合适的地方，就会产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尽管杨先生后来游学欧美，但他始终抱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情结，他最为认同的也是他的中国人的身份，这其实正是杨先生最终叶落归根的深层原因。

从出生地合肥跟随父母搬到厦门，是杨先生走向新生活的开始。他在厦门接受了真正的启蒙教育，在厦门大学任教的父亲教他近代科学知识，教他简单的数学题和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同时也教他背诵唐诗宋词，教他中国历史朝代的顺序，教他唱《中国男儿》。从厦门迁到当时的北平，住进清华园，成为清华园成志学校的一名学生，进而考入崇德中学，是杨先生初露天赋、展示才华的重要阶段。正是在崇德中学，杨先生读到英国物理学家金斯的《神秘的宇宙》中译本，第一次接触到二十世纪物理学，从而激发了他对于物理的兴趣。“七七事变”的爆发，终止了杨先生美好宁静的中学生活，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先是回到老家合肥，继而从合肥出发，经过汉口、广州、香港，乃至越南的海防、河内、老街，一路辗转抵达云南昆明。杨先生在昆明念完高二，在两万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正式成为西南联大物理系的一名学生。

彼时的西南联大堪称名师荟萃、大师云集，在这里，朱自清、闻一多等人成为杨先生的人文导师，吴大猷、王竹溪等人成为杨先生物理学的引路人。西南联大的读书经历，对于杨先生的未来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名师的引导，同道学友之间的相互砥砺，均为他日后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杨先生之所以成为闻名世界的物理学家，外部的环境固然重要，他本人所具有的异于常人的责任感和自律精神，也同样是获得成功的关键原因。杨先生正是从西南联大考取公费留学，进而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自此“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真正进入了事业精进、学有所成的人生境界。杨先生在美国师从物理学大师费米、特勒等人，他先是与米尔斯合作，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工作“规范场论”，其后又与李政道合作，发表了轰动世界物理学界的“宇称不守恒”论文，并凭此获得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走上了他事业的最高峰。

总结杨先生前半生的学术历程，可以看出杨先生一直将物理学视之为一种美与真的体现，物理学之于他并非无生命之物，而是一种自具艺术价值的审美享受。杨先生其实是一位时代的幸运者，诚如他本人所言：“在绝大多数和我同年岁的人都有着种种困难的遭遇的时候，我却有很好的老师，很好的合作者，很好的学生。而且在物理学界以外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很幸运的，我的读书经验大部分在中国，研究经验大部分在美国，吸取了两种不同教育方式的好的地方。”所以，杨先生说他“似乎生逢其时，总是在事业转折之际，走入了合适的单位”——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让杨先生具备了做科学研究的三个必要条件：眼光、坚持、动力；也同样是天时、地利、人和，最终成就了杨先生个人事业的成功。

从世界回归故土

杨先生下半生的学术历程，是与乡土之念和故国之思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杨先生最初的计划是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然后返回中国教书育人。因而他于1964年加入美国国籍，很大程度上违背了他在美国留学的初衷，他的这一决定既与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同时也带有颇多无奈的成分。但杨先生曾经一再申明：“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与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所以，他即便加入了美国籍，却始终打定主意，要帮助中国发展科技，要为中美两国建立一座了解和友谊的桥梁。

1971年7月15日，阔别中国二十六年之后，杨先生第一次踏上了回国的旅程，在国内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既为新中国的发展感到欣慰，更为中国人自己制造出原子弹惊讶不已。多年以后杨先生这样解释道：“在我的父辈和我这一辈中国人长大的时候，中国被外国人欺负得不得了，因为中国人没有近代的先进武器。所以我由衷希望，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只是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杨先生为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感到高兴。

自此之后，杨先生便开始频繁地往来于中美两国之间，并于1977年被推举为新成立的全美华人协会会长，对于促进中美两国的交往，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1999年，杨先生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在校方为他举办的荣休研讨会上，物理学家戴森高度赞扬了杨先生对于世界物理学的贡献，充分肯定了他确是“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卓越设计师”。1997年，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正式成立，杨先生随即发起并建立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他捐款一百万美元，并亲自带研究生，做高等研究院的名誉教授。杨先生为此专门写了一首名曰《归根》的小诗，诗中有“学子凌云志，我当指路松”的句子，表明了他为清华大学的莘莘学子甘当“指路松”的心愿。杨先生认为，清华园既是他幼年成长的地方，他最后的事业也在这里，将是他一生中特别有意义的一幕。

2015年4月1日，杨先生放弃了美国国籍，回归中国国籍，了却了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做回中国人。对此，林开亮这样评价道，杨先生回国定居，并非简单的叶落归根、颐养天年，“他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要在清华园干一番事业，把最后的生命奉献给祖国”，可谓知者之言。的确，回国后的杨先生几乎把全部身心放在了清华园的科研事业和基础建设上，而尤其难得的是，杨先生始终坚守学术本色，保持着一个学者的风骨和良知。比如，当高能所倡议在中国建造超大对撞机时，杨先生即力排众议，不惜得罪人也拒绝签名，因为他基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了解，首先考虑的是民生需求。陈方正教授所谓：“杨先生的身上，一半是热爱物理的心，另一半是热爱中国的心。杨先生的心愿不单是要做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还要做一个伟大的中国人。”这句话称得上是对杨先生一生的最高礼赞。

言及杨先生晚年的爱情生活，林开亮引用了德裔美国诗人乌尔曼的一首小诗《青春》：“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丹唇、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感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这其实正是林开亮将杨先生的传记取名为“归来仍是少年”的原因。

王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