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派”苏轼

《书城》2025年12月号，月刊

关于“乐天派”，用小说家的语言表述，是罗曼·罗兰的“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用诗歌的语言，是泰戈尔的“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这些句子都可以当做苏轼的注脚。最新一期《书城》杂志刊文，回望“当世界以痛吻我，我当如何报之以歌”的苏轼。

文章从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切入，苏轼时年43岁。这是苏轼的人生转折之年。到任湖州知州不足四个月，苏轼在官署中被朝廷使者革去官袍，押解北上。宋人孔平仲在笔记《孔氏谈苑》中记载了苏轼被逮捕的场景：“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当押解的官船行至太湖深处，风浪大作，苏轼万念俱灰，曾欲投水自尽，终因不忍连累家人而作罢。苏轼在狱共计130天，受牵连者达数十人。这就是北宋著名的“乌台诗案”。以此生死际遇为线，此前是“苏轼”，此后是“苏东坡”。

“苏轼”成为“苏东坡”的过程，就是“当世界以痛吻我，我当如何报之以歌”的历程。文章写道，苏轼直面死亡的极致体验，深刻地重塑了他的精神世界，“如果说他早期的豪放是才华横溢的挥洒，是‘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自信，而经历生死拷问后的旷达，则是穿透悲剧本质后的澄明与和解。”作者认为，苏轼出狱后在黄州的贬谪生活，给了他大把独处与沉思的时间，早年间积淀的儒、释、道思想在苦难的熔炉中开始剧烈地反应、融合，儒家“兼济天下”的理想已然受挫，他转而向道家的自然哲学和佛家的心灵智慧寻求解脱，这种解脱并非简单的逃避，而是创造性的转化，于是诞生了《赤壁赋》的哲思，“大江东去”的豪迈，“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旷达……文章认为，苏东坡至今仍给人以启示：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苏轼留给我们的不是逃避现实的方法，而是深入生活的智慧；不是解决问题的标准答案，而是面对问题的创造性姿态。当我们学会在风雨中保持内心的旋律，在困顿中开垦精神的田园，在平凡中发现生命的神奇，我们就在实践着这份穿越千年的智慧——在时代的激流中，找到安顿自我的永恒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