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年说马

《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1月上，半月刊

2026马年春节即将到来，“马”这一与人类文明发展息息相关的物种再次进入人们视野。最新一期《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从生物史、社会功能史、文化观念史多重视角，对“马”进行了再考察，揭示了其从自然生灵到文化象征的演进轨迹。

“马”的传奇始于其自然史的演化。现代马的直系祖先可追溯至约5800万年前北美洲森林中体型如犬的“始祖马”。始祖马的脊背弯曲，前足4趾、后足3趾证明其属于“奇蹄类”，44颗牙齿则是原始哺乳类动物的标准配置。这些身体特征表明，始祖马的栖息地是树林而不是草原，它可以用多趾的足在林地里行走和跳跃，而不致陷入松软的泥土中。在距今约3400万年前，气候剧烈变化，哺乳类动物经历了一次大洗牌，在这一过程中，原始的马类动物从旧大陆彻底消失，只在北美洲幸存下来，并继续书写着进化的传奇。

在中国，至迟在商代晚期（约公元前13世纪），家马与战车已出现于中原文明。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不仅出土了殉葬的马骨，更发现了工艺精湛的马车遗存，甲骨卜辞中亦有大量关于“马”“车”及“多马羌”等与马事相关的记载，足见其时马已在祭祀、战争与贵族生活中占据要位。

事实上，马深度嵌入中国古代社会的肌体，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最重要的是军事作用。“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春秋战国时期，以马为动力的车战是主要的作战方式，“千乘之国”成为衡量国力的标尺；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标志着骑兵作为独立兵种开始兴起；至汉代，为对抗匈奴，国家不惜代价寻求优良马种，汉武帝遣使西域求取大宛马，并持续发动对匈奴的战争，其深层动机之一就是夺取河西走廊的优良牧场，建立官营马政系统。卫青、霍去病麾下的精锐骑兵正是凭借高速机动的优势，实现了战略远征。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扮演着“钢铁洪流”的角色，是决定战场胜负的战略力量，马政的兴衰也直接关乎国运的强弱。事实上，马的两种自然秉性——“擅长奔跑”与“富于冲击力”被用于军事领域之后，人类发展出了轻骑兵、重骑兵两种骑兵兵种，轻骑兵重视机动作战，人披轻甲，马多不披甲，配以弓弩、刀剑轻武器，以侦察、远程扰袭及战场上牵制敌人为主；重骑兵重短促突击，强调人马覆盖装甲提高防护力，手持矛、戟等重长兵器搏杀。

其次在交通与邮驿系统中，马是前工业时代陆地上最快的交通工具。“乘传”“驰传”等词汇，生动体现了马匹在人员与信息传递中的价值。秦代建立的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系统，汉代完善的“驿传”制度，唐代的驿站网络空前发达，“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流星”，其高效运转无不依赖于大量驿马的支撑。这使得中央政令得以快速传达，维持了大一统帝国的行政活力与疆域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