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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天象而推历数 遵古法以建新说

——追记贵州大学张闻玉教授

来源:贵阳日报     2026年03月27日        版次:A08    作者:

张闻玉“史学三书”。

张闻玉生前在讲学中。

1980年张闻玉与张汝舟(前)在滁州合影。

张闻玉应程千帆教授邀讲天文历法学后作诗手迹。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3月24日,贵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历史学家张闻玉先生因病逝世。张先生一生以“为往圣继绝学”为己任:问学于“博极群书”的张汝舟先生,是章黄学派在当代的重要传人;采用传世文献(纸上材料)、出土器物(地下文物)与历日天象(天上材料)“三证合一”的史学研究方法,为当代天文历法考据学派代表性学者。“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曾评价张闻玉的学术工作是“观天象而推历数,遵古法以建新说”。

■ 人物简介

张闻玉先生,1941年2月生于四川巴中,1962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后从事中学、中等师范教育,1973年12月回贵大任教。1979年秋至1981年春于安徽滁州师从国学大师张汝舟先生研习中国古代天文历法,1985年秋至1986年夏在吉林大学向易学大师金景芳先生学习《周易》。生前曾任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贵州大学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贵州师范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北京中国文化书院导师。

“章黄门下”

张闻玉先生1941年2月生于四川巴中,1962年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在贵大求学期间,先生即以“为往圣继绝学”为己任:攻《诗经》,克《尚书》,探《周易》;后从张汝舟先生研习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向金景芳先生学习《周易》。

不论是在公开的学术场合,还是接受新闻媒体采访,张闻玉先生多次坦言,“一辈子的学问来自汝舟先生”。张汝舟(1899-1982),号“二毋居士”。“二毋”取“毋欲速毋见小利”之义,并以“二毋室”为其书斋名。其身前身后的著述,亦多以“二毋”为书名,如《二毋室古代天文历法论丛》《二毋室汉语语法论丛》《二毋室论学杂著选》等。求学于国立东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期间,为“章黄学派”中的“黄”——黄侃(字季刚)先生的亲炙弟子。

张汝舟在问学黄侃先生门下时,即有“博极群书”之誉,为章黄学派第一代学术传人。

“张汝舟先生是20世纪章黄学派的代表人物。”已故著名学者乐黛云在写给《张汝舟手稿集》的题辞中,赞其继承了黄季刚先生的学术理念,在文字、声韵、训诂、文学、史学、古代天文历法、汉语语法等方面的研究硕果累累。顾久先生称张汝舟先生致力于传统国学:其下有“小学”作“基石”——文字、声韵、训诂等;其上则有“四库”诸“殿堂”——经(儒家经典)、史(历史)、子(诸子释道,含天文、历法)、集(文学);汝舟先生于“基石”既雄厚,而于各“殿堂”也几乎无一不徜徉其间,饶有心得;至于前人都很少涉猎的“堂奥”——天文历法,更是独具只眼,怡然有得;近代受西学影响而有语法新学,面临语法学的名词迭出,众说纷纭,汝舟先生偏能独辟蹊径,清理出一套以简驭繁的方法。

1944年秋,张汝舟任贵州大学教授。1953年院系调整至贵阳师范学院,1959年复回贵大任教。执教高校期间,广为培养后学,被誉为“光大章黄之学”的一代名家。“张汝舟先生在贵州大学任教时,最得意的弟子,当数张闻玉。”顾久先生在《缀网传灯——张闻玉先生的学术及贡献》一文中如是认为。

张闻玉先生于1960年在校期间,得张汝舟先生亲授古汉语及汉语史课程;1979年秋,更是放弃了到中山大学等名校补习进修的机会,前往滁州,拜当时赋闲在家的汝舟先生门下求学,并为老师的天文历法学名著《历术甲子篇浅释》当学术助手,代为誊写《古代天文历法表解》等名篇。次年春天,张汝舟被聘任为安徽师范大学滁州分校中文系教授。为此,由黄侃先生门下众多弟子特意发起,举办“中国古代天文历法讲习会”,国内有17个单位的40余人云集滁州。当时张汝舟老先生年事已高,张闻玉担任了讲习会的主要辅导工作,且逐步认识到,“汝舟先生的古天文学具备了完整的体系,的确与众不同,他是从考据学角度研究古天文学,言必有据,反过来用以通释古籍,也就毫无障碍”。其间,张闻玉完成了自己第一本天文历法论著《古代天文历法浅释》,自此正式步入对中国古天文历法的研究。

“天文历法”

作为典型的农耕民族,华夏民族先民很早就意识到,农时一误,收成即无,生存便是问题;唯有精准地确定农时,才是丰收有年的根本保证,农业的根本在于对时间的测定与规划。古人测定和规划时间的方式,称之为“观象授时”。

“华夏先民观天象的目的是‘授时’。”张闻玉先生生前曾做客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山骨讲堂”讲学,他说,古人寻找计时的单位,方法是通过物体的运动,天象无疑是最好的观察对象之一。所以先民以太阳东升西落确定一天的时间,单位是日;以月亮的隐现圆缺定一月的时间,单位是月;以寒来暑往及草木禾稼的荣枯定一年的时间,单位是年。岁月累积,云层之上的“日月星宿”、云层之下的“风雨雷电”,古人都有了丰富的认知,并由此形成了指导人们活动的“历法”和“节气”。

“历法源于天文,古代天文与历法是一回事。”他认为,夏、商、周三代处于观象授时时期,直到战国初公元前427年制定《殷历》,中国才进入历法时代。可见,天文历法可谓是自古有之。在古代,“观星象”是件寻常事。无怪乎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日知录》有言:“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

正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基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古代先贤将观测到的天象、天时系统理论化为阴阳五行,且内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张闻玉先生在其论著、讲座中提及,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大道五维”,意思是说普天之下、历时不变的“大道”,可以通过五个维度来呈现,且这五个维度都源自天文。具体说来,分别是——

“天理。古人观天就是‘三垣二十八宿’,此为天文之理。三垣,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王勃《滕王阁序》‘星分翼轸’‘龙光射牛斗之墟’中的翼轸、牛斗,都属二十八宿。后来,古人将三垣二十八宿和二十四节气配合起来使用,从而进入到实用层面。

“地理。中国又称九州,观察九州的划分,不难发现是依据山川地理按照九宫格的样式划分的。古代是以地上九州来对应星宿列象的。

“事理。万事万物都有其规律,我们称之为‘道’。人类要做的,就是顺乎自然,遵道而行。

“命理。物有事理,人有命理。过去的八字、诞辰、命相术,无非是根据时间、空间进行推演。实质上是天理、地理的结合应用。

“医理。中医就是阴阳五行八卦的应用。在古人的理解里,八卦配东、南、西、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这八方,配八个节气,即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八个节气会吹相应方向的风,称为八风,风的方向若合时,则为正风,不合时则为邪风。医理便是匡邪扶正。”

张闻玉先生的论断是,人文的源头是天文,中国古天文历法学“人类第一学,文明第一法”。

“三证合一”

正因为“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人文的源头是天文”,古天文历法的身影在古文献中比比皆是。以致清儒曾有言:“不通音韵训诂,不能读古书;不通天文历术,不能读古书。”

但是到了近现代,天文历法却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学问。顾炎武慨叹道:“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随着张汝舟先生凭借其扎实的古汉语功底、精密的考据学研究方法和现代天文历算的知识,完整地释读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发展主线,从夏商周三代“观象授时”到战国秦汉之际历法的产生与使用过程,他拨开重重迷雾,厘清了天文学史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使这一传统绝学恢复其“大道至简”的本质,成为简明、实用的学问。

古代天文历法学在考古与治史上有重要的应用。在西周年代学研究中,关于“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的具体年份,学界对西周文献与青铜器上月相信息的解读不尽相同,因而有多达40种观点。张汝舟《西周考年》中利用古籍、出土器物的41个宝贵历点(有王年、月份、纪日干支及月相的四要素信息),以传世文献(纸上材料)、出土器物(地下文物)与历日天象(天上材料)“三证合一”的系统方法论,确证武王克商在公元前1106年。

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张汝舟《西周考年》中只用到41个历点。20世纪80年代后,陆续出土上千件西周青铜器,其中四要素俱全者已接近百件。张闻玉先生积累了文献中16个历点、青铜器82个历点,继续张汝舟先生的学术方向。

1996年,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启动,李学勤先生出任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同年,他为张闻玉即将面世的《西周王年论稿》一书写序,其中一段文字是:“张闻玉先生于天文历法师承有自。他受业于贵州大学老教授张汝舟先生,亲炙多年,登堂入室。……张闻玉先生光大师学,著述甚多,部分论文已于1995年辑为《古代天文历法论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印行。其间涉及不少出土文物,如随州擂鼓墩一号墓的天文图象、云梦睡虎地十一号墓的秦简《日书》、临沂银雀山二号墓的元光历谱等,皆有新义。现在收录《西周王年论稿》诸文,更体现出以文献、文物两方面研究互相结合,有许多独到的见解。”

张闻玉师承张汝舟,得天文历法之真传并发扬光大,被学界誉为“张汝舟-张闻玉天文历法体系”。这一体系也在张闻玉“史学三书”(《古代天文历法讲座》《铜器历日研究》《西周王年论稿》)中应用得淋漓尽致。

其中,《古代天文历法讲座》是国内较为少见的有关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普及著作。此书分别从“为什么要了解古天文历法”“纪时系统”“观象授时”“二十四节气”“四分历的编制”“四分历的应用”“历法上的几个问题”等知识点切入,深入浅出地系统讲解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方面的知识。《铜器历日研究》采用“三证合一”的论证方法,将文献记载、青铜器铭文与实际天象三者紧密结合,揭示西周王年轶事,为纷乱的西周王年排序定位。作者整理、分析数十件王年、月、月相、日干支俱全的西周铜器铭文,利用十项“铜器历日研究条例”规则,以“月相定点”为核心理论,一一落实这些铜器记载的绝对纪年。《西周王年论稿》重点讨论的课题正是武王克商的年代,以及由此引发西周诸王的年代研究,如昭王在位年数、西周中期王年顺序、宣王纪年体系等。作者坚持以“月相必须定点”为指导,采用文献、器物与天象“三证合一”的研究方法,厘清西周纪年问题,缕析西周总年数为336年,揭示武王克商准确年代是公元前1106年、宣王纪年有两个体系等重要课题,整理出西周诸王年表、西周诸王事略以及西周朔闰表。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