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汉简如何历经波折送抵港大

▲居延汉简之《永元器物簿》 现藏台北“中研院”

▲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保存的居延汉简释文签

▶沈仲章精心设计的两个特制箱的缩小模型（中央电视台《他们与天地永存》纪录片摄制团队提供）

居延汉简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档案界”或“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1930年，在中国西北的居延考古中，西北科考团瑞典团员贝格满首先发现汉简。至1931年，共出土一万余枚，5月运入北平。这批简牍被称为“居延汉简”。

北京大学文博考古学院院史“大事记”之1937年记载：“卢沟桥事变后，文科研究所沈仲章冒着生命危险，几经周折，将西北科学考察团存该所的居延汉简转移至香港大学。”存世两千年的居延汉简在烽火中得救，这是抗战中斗智斗勇的文化胜仗，也是惊险跌宕、有伤有痛的艰难仗。这段可歌可泣的历史，原本鲜有人知，后又遭误传湮没。我们依据可见历史资料、相关学术研究成果和部分当事人回忆，拼缀成文，以纪念这段抗战烽火中“历经波折”保存文脉的往事。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日军控制北京大学。当时，居延汉简仍在该校文科研究所。沈仲章是该所“语音乐律实验室”助教，兼任西北科考团理事会干事。他抓住敌方脚跟未稳的短暂窗口，带领两名助手，把万余枚简牍偷偷运出北大。为保护这批脆弱的文物，沈仲章精心设计了两个特制的箱子，外壳用木板，内衬一层瓦楞状铁皮，防震防潮。他计算万余枚简牍及填充物所需的大致容积，设定箱体尺寸。他与助手周殿福清点简牍，包裹安放，封箱前反复实验焊接方法，确保不渗水。封盖后，约半年未曾打开，直至运入港大，由沈仲章亲自启封。途中，无论在寄存还是托运的单据上，所报都是个人衣物，不见“汉简”等字样。因此，除沈仲章自己，全程无人知晓简牍行踪。

1937年8月，万余枚汉简装箱封箱后，沈仲章担心日本人挨家挨户搜查，想起自己因曾协助德国教授翻译佛经，在德华银行有个户头，估计日方对德国的银行会客气些，便把两箱简牍寄存在那里。8月12日，沈仲章带着寄存凭证，只身逃离北平，南下寻找北大领导。火车时走时停，第二天凌晨才抵达天津，碰上“八一三事变”爆发，又滞留天津。他往长沙发信，托徐森玉转北大领导，收到的回电是让他就地等候。

12月上旬，徐森玉来天津传达：由沈仲章单人负责南运简牍，终点是香港大学。徐森玉走后，约12月中旬，沈仲章潜回北平，把两箱简牍原封运到天津，寄存在托运商库房。因后方一度重新考虑运送简牍的终点，沈仲章不得不又等待数日。当时日本人已接管塘沽码头，关卡道道，眼线处处，他也需反复排算敌情规律，设想对策。简牍箱子内衬铁皮，焊锡封死，一旦被拆封后暴露，则前功尽弃，即便不被扣押，若被缺乏经验的人拨弄，也会大受损伤。他为确保箱子在途中不被打开检查，可谓绞尽脑汁，力求环环落实，原计划在1938年春节后启运。

岂料，1937年12月下旬，日方情报部门发出通缉令，追捕沈仲章。在当地百姓的掩护下，他好不容易躲过一劫，但深知必须立刻离开天津。因此，只能提前启运居延汉简。在天津上船时，沈仲章与中国检察员、搬运工合作，护卫两箱简牍闯过海关，亲眼看着搬上船。两箱简牍作为行李托运，他自己登上同一条船——终点是香港。

居延汉简转移的最后阶段，从靠岸香港码头到入存香港大学的三个重要日期已基本厘清，接下来围绕这三个日期，对汉简跌宕惊险的赴港过程和相关人事稍作梳理。

运简之船靠岸香港的日期

载运居延汉简之船靠岸香港码头，应不晚于1938年1月10日。这是从香港学者、爱国教育家陈君葆1938年1月12日的日记分析所得。日记记录：

汉代木简乙事。弄得非常的不好，徐森玉接到沈仲章的电报，说自己在青岛脱了船，因此托了船上的吴景祯把东西带来。吴景祯是谁大家都不知到（道）。海口船从天津到了两日了，昨天徐到船上去找吴，已登岸去了，又不得要领，因此今天来找地山想办法。

其中“海口船从天津到了两日了”，如果“两”为确数，则该船1938年1月10日抵港。如果“两”表示概数，则该船已到了数日，也就是早于1月10日就到了。

围绕这则日记中的具体内容，还可补充一些其他信息。

沈仲章怎么会“在青岛脱了船”？

沈仲章所搭之船，中途停靠青岛，装运一批货物。船开进胶州湾，天还没亮。沈仲章问了船长与买办，要停十几个小时，天黑后才起锚。青岛尚未沦陷，沈仲章上岸办两件要紧事。第一事，去发电报。他要通知后方，居延汉简已提前启运，预计何日抵达香港，请接应人员做好准备。他带着两箱汉简仓皇离开天津时，来不及与后方通气，船停青岛，给了他机会。第二事，到火车站追查转运物品。据前文所述，沈仲章自8月13日到12月末，滞留天津近五个月，义务自设中转站，协助北大与其他院校师生转移。11月，北大教务长郑天挺托他代运校方档案，教授罗常培托他代运诸多教授的书籍。他离开天津前，获悉部分资料已运到，部分搁在半途。青岛是海运转陆运交接点，他要去火车站查查。

办完这两件事，沈仲章回到码头，才下午两三点钟。岂料船已提前开了。

吴景祯是谁？

吴景祯是北大地质系新生，1937年入校。当时船票难求，沈仲章帮他买到了船票。吴景祯随身携带了一些北大教学仪器与课本，上船后听说日本海军检查极其野蛮，来找沈仲章想办法。他把吴景祯所携物品放入自己的手提皮箱。箱子里面装着与居延汉简相关的重要物件，还有领取托运行李即那两箱简牍的托运单。

沈仲章靠着能说方言，一上船就与广东买办交上了朋友，帮他们做事，住进了买办舱。他向买办请教：有没有日本海军不查的地方？买办说：船长室。沈仲章又靠着能说外语，去向英国船长求助。船长于是把皮箱藏在卧床下。

徐森玉接到的是沈仲章的哪个电报？沈仲章在青岛，一共发出三个电报。

上岸之初，发出第一个电报，发给后方。告知自己与居延汉简（猜想会采用“东西”之类的说法指称）已逃离敌占区，搭哪条船，哪天可抵达香港等。电文长达几百字，兜里的钱用去一半。

脱船之后，发出第二个电报，是用英文发给英国船长的海底电报，要求他把代管的手提皮箱交给三等舱的吴景祯，请吴把皮箱交给香港大学的许地山妥为保管。因海底电报特别贵，把另一半钱也差不多用完了。

又发出第三个电报，即上述陈君葆日记提及的徐森玉接到的电报。因为快没钱了，电文极短。从陈君葆日记和别处寻痕，徐森玉应该还知晓第一个电报的内容。

沈仲章为什么不在电报里提及托运单相关信息？一因钱不够，二不宜转传，三怕日方嗅到蛛丝马迹。为保万无一失，他在电报里只要求妥为保管皮箱。

托运单返回香港的日期

沈仲章是何时、如何抵达香港并拿回托运单的呢？

在青岛脱船的第二天，他去轮船公司驻青岛办公室交涉，方知他在岸上时海面出现了日本军舰，像要登陆，轮船公司于是命令船长紧急启航。因沈仲章善英文，说动了办公室英国负责人，答应等公司再派船来装货时，可让他免费搭船。五天后，等来一条货船。沈仲章搭船驶出胶州湾时，隐隐似闻岸上枪声。等船停靠上海时，沈仲章上岸，见有外文报纸报道，日军刚刚占领了青岛。

沈仲章护简五个多月来，都是垫付自己的钱，彼时已身无分文。在上海时，按徐森玉所言，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上海办事处补领路费，但没能领到。他没办法，只好去找姐姐沈宝珠，说服她把当时可救父亲一命的钱全部拿出来，才得以继续前往香港。

沈仲章到了香港，马上找许地山，但是皮箱无影无踪，他急坏了。不久接到吴景祯来信，大意为：抵达香港上岸后找不到许地山，就把箱子带到了长沙，交给了北大校长蒋梦麟，蒋校长不久将坐飞机去香港，届时会把箱子带给你。沈仲章只能在香港等蒋梦麟。不幸的是，因为没能赶回上海，父亲沈慰慈因之而未能及时得救，连尸骨都不知所终。这令沈仲章一生伤痛难言。

蒋梦麟携皮箱飞港的日期确切无疑。据郑天挺1938年2月2日的日记：“上午孟邻师乘飞机赴港。”另据沈仲章口述笔录：“这个木简的收条，跟西北科学考察团的邮票一大包等东西，连同北大的许多东西，一起直到蒋梦麟校长到港，才带来香港。”所以，1938年2月2日蒋梦麟飞港之日，就是“木简的收条”也即领取居延汉简的托运凭证返港之日。

那么蒋梦麟是否知道皮箱与居延汉简有关？他应该是知道沈仲章在秘密保护居延汉简的。1937年沈仲章从天津发信长沙汇报自己救简之举，托徐森玉转北大领导，当时蒋梦麟已在长沙；12月上旬徐森玉到津向沈仲章传达“几个大头子决定”，北大校长应是决策者之一。

回顾托运单返回香港的过程，不难发现沈仲章那个手提皮箱可谓历经四次交接、进行了“水陆空万里周游记”。第一次，即前文所述，在天津上船时，为躲避日军检查，沈仲章把皮箱交给英国船长。第二次，是船抵香港前，英国船长按照海底电报，把皮箱交给吴景祯，嘱他转交许地山保管。至此为水路。第三次，是吴景祯在香港没人接应，就带着皮箱，经由陆路，前往重庆，再到长沙，交给蒋梦麟。第四次，是蒋乘飞机到香港后，把皮箱还给沈仲章。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皮箱经过四双手，但托运单只经过一双手。沈仲章在天津亲手藏进箱内，后在香港亲手拿出来。至于英国船长，他始终不知道，自己无意中的善举为保护居延汉简立了大功。

居延汉简入存港大的日期

据沈仲章口述：“我去找蒋，他把箱子慎重地交给我。打开一看，原封未动。北大的东西交给他。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东西和木简收条都在里头。”

拿到皮箱和“木简收条”后，沈仲章与许地山按约定时间，一起去码头。逾期未领的托运行李早已进了仓库，按公司、船名、航班等分块堆放。仓库保管员按托运单查找箱子，未果。沈仲章自己找了很久，也未果。他担心极了，当晚辗转反侧，夜不成寐：“会不会港地内地通讯走漏风声，被敌方抢先一步冒领了？”次日一早，与许地山再去码头，在仓库里又费一番周折，终于在一个角落的一块大油布下找到了两个箱子。

随后，许地山与沈仲章把两箱简牍从码头运进香港大学，再由沈仲章亲手启封，在许地山与陈君葆等人见证下，“验明”居延汉简“正身”。最后，放进铁制的保险柜中，关上柜门，将几道锁一一锁上，至此才算正式入存。合同上写明，沈仲章持一套钥匙，港大持另一套钥匙，双方在场才可开启保险柜。

居延汉简入存港大的日期，是根据一通1938年邓衍林致袁同礼函推算的。

邓函报告北平图书馆香港办事处的工作情况，兼有“蒋校长已于日前飞港。木简已安全运到，现储中文学院”，落款“一月五日”，一直被误以为1938年1月5日。蒋校长飞港在前，邓衍林写此函在后。既然由郑天挺日记已知蒋是1938年2月2日飞港，则可推知邓函定写于2月2日之后。所以落款的“一月五日”肯定不是指公历1月5日。1938年农历一月五日对应的公历是2月4日。蒋校长2月2日飞港，邓衍林2月4日函中述其“日前飞港”，这样就通了。综上，邓函写于1938年2月4日，而木简最晚在2月4日已经“储（港大）中文学院”。

一些余绪

1938年1月12日陈君葆日记很长，再摘一段：

……到太古洋行，莫恩如告诉我们说东西要到三点半才能搬到岸上来，并且船上的买办有一个条子给他说沈仲章们还欠下伙食四十五元未交，提行李时须先缴清此数云。于是我对徐讲事情如此也只好等了，他不妨放心，其余的事，可由我们关照。他下午趁三点半的芝沙家喇荷兰船到上海去，船票已打好了，因此我就在电报局门口和他作别。

至今仍有人误认为，买办要求“缴清”伙食欠款才可“提”的“行李”就是居延汉简。两箱简牍是行李舱托运行李，船上买办并不知道。装有托运单的手提皮箱在英国船长那里，后又交给了吴景祯，也未经买办。买办条子里所谓的“行李”，指的应该是沈仲章在青岛拖船时，留在买办舱里的随身杂物。

此外，陈君葆日记早在1938年1月6日即记录有“汉代木简共五箱”。经与许地山之子周苓仲、徐森玉之子徐文堪等拼合信息，并从历史文献中觅痕，当事人后代已达共识：既然徐森玉在津亲口与沈仲章约定，除了你自己，不让任何人知道真情，而他在居延汉简尚未脱险时，却对多人称“汉代木简”已到港，更像是用来迷惑的“烟幕”。

陈君葆自从与沈仲章相见之日起，便视护简为“分内事”，不再写进日记。随后近四年，沈仲章在港大图书馆整理简牍，编制图册，都有赖陈君葆提供各种协助。

时光飞逝，1973年，吴景祯作为美国民间代表访华，会见了沈仲章。1977年，劳榦主编的《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在台湾再版。书内每张图版，都是简牍运到香港后，由沈仲章拍摄的。全书六百多图的页序及每图布局，也都由他编排。吴景祯托美国汉学家友人去台湾购得此书后带回美国，又寄往上海，扉页题词写道：

沈仲章老师：

当初不觉得但其后才得知这是我给你由青岛带到香港的破竹片。而各种恶劣的景况岂知现在摇身一变竟成了这两本书。劳榦是我中学国文老师他作完这两本书即行故去。而想不到又是我得能在台托朋友买了这书而由美国寄给你。这是你宝贵的历史文物成果，现在承献给你由你赏玩。

生 吴景祯 一九八〇年八月二三日于美麻省乌兹垕

其实，2003年劳榦才去世，沈仲章生前曾接其数函。1984年4月11日劳榦致沈仲章函写道：

至于我所经手印出的，还是您从香港寄来的反面照片再转成正面。

同函还写道：

这一批国宝在敌人及炮火威胁下，能够抢救出来，已经十分不容易……如其不然，汉简也会像北京人的遗骨一样，不知道遗失到什么地方去了。

所言极是。倘若沈仲章不能活着逃出青岛，或不能及时赶到香港，那么居延汉简极可能像北京人头盖骨那样失踪。

居延汉简的命运与中国平民的命运交织，中华文脉与华夏儿女血脉相连。值此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之际，谨呈本篇，以缅怀这段在烽火中奋力守护中华文脉的历史。

谢荣滚 沈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