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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拍摄的颐和园。

喜龙仁致胡适的信。

手绘的永定门内楼立体平视图。

喜龙仁位于利丁厄的家（起居室内景），摄于1932年。

1935年喜龙仁曾在大阮府胡同租房安家。

活跃于京城社交圈

除了走上层路线，融入圈子，也是喜龙仁迅速变成“北京通”的法宝。在学术圈，与他交情最深的要算胡适。

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叶公平，主要研究海外档案、学术史等。据他统计，胡适日记中至少有七次提到Sirén。“他俩是1922年春天认识的，直到1936年，胡适还在日记中提到两人一起吃饭。”

喜龙仁还没到北京，上海出版家张元济就在信中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了他，说他在英人俱乐部讲中国画，“报纸极为称美不置。友人有往听者，亦倾倒之至”。蔡元培正求贤若渴，便邀请喜龙仁到北大讲堂讲演《东西洋绘画的要点》。

这场演讲由胡适担任翻译，两人由此相识。胡适英语流利，知识面极广，留美时的女友韦莲司又是学美术出身，他跟喜龙仁可以站在走廊里长谈几小时。

喜龙仁还曾在爱沙尼亚汉学家钢和泰家中与胡适会面。钢和泰是北京大学教授，精通梵文和藏文，家中常有中西学者聚会。钢和泰1927年给喜龙仁的回信手稿，今藏于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

两人本来联系不断，十分热络，但胡适在1926年后就很少提及喜龙仁了。叶公平说，已经数字化公开的喜龙仁书信中，目前尚未发现胡适通信。

分歧很可能发生在1926年伦敦的一次会面。

据胡适日记，他们在伦敦见面，谈了几个钟头，喜龙仁还去听了胡适讲演，并陪他去大英博物馆参观。当看到一些中美洲的玛雅文物时，喜龙仁说，这里面有些与中国相近的“母题”。“我不很信此说”，胡适在日记中腹诽。

“两人观点冲突甚大，这大概因为喜龙仁是神秘主义者，而胡适信奉科学；喜龙仁对中国传统文化评价甚高，而胡适则认为中国人更需要学习西方。”叶公平认为，两人三观不合，所以后来就不怎么联系了。

最让喜龙仁如鱼得水的，还得是艺术圈和收藏圈。1922年，喜龙仁曾专程前往天津，拜访满清遗老罗振玉。

在罗振玉的寓所，喜龙仁观赏了其收藏的王维《江山雪霁图》摹本。这幅画后来成为研究中国早期绘画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收入喜龙仁的《中国早期绘画史》一书。

北京著名的鉴藏家完颜衡永（字亮生，又名王衡永、王湘南）也与喜龙仁有长期联系，并且是他购画的重要中间人之一。1935年，喜龙仁在北京六国饭店给妻子写信时说：“衡先生我想你还记得他，他跟我们一起吃过饭。他还问起你。我们刚刚一起看了我在上海买的很多画，他似乎觉得我这次的交易很走运。”

此外，喜龙仁还与卢芹斋等艺术品商人保持着密切联系。卢芹斋是当时最著名的中国文物出口商之一，许多流失海外的中国艺术品都经他之手。喜龙仁通过卢芹斋，得以接触到大量珍贵的中国艺术品，这些藏品为他后来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与画家黄宾虹的交往更是一段佳话。黄宾虹在给傅雷等人的信中将他引为知己，感谢他对新安画派的盛赞，也称赞喜龙仁“能读古书、研国画理论”。

流连北京放弃教职

喜龙仁在北京乐不思蜀，大学却不愿再批给他更多假期了。从1922年春天，斯德哥尔摩大学与喜龙仁之间频繁通信，校长在6月警告他如果再不回学校，后果很严重。而喜龙仁为了在北京多住些时日，自愿请辞。

1923年4月1日，由于长期休假，喜龙仁被斯德哥尔摩大学免除教职。

喜龙仁在大学任教15年，对于一个出生于普通家庭，晚年被评价为“吝啬”的人来说，这至少是个经济上的重大决定。但他心意已决，要先完成对北京城墙和城门的书写。

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相信我的任务将会越来越专注于中国艺术，我必须完成我的那些历史书。我唯一的希望是在世界的这一头也能够找到一些讨论和学习的机会……但是我为什么要抱怨呢？从我过去的旅程中，我收获了那么多绚丽的回忆和有趣的材料。”

对于学术前途，喜龙仁似乎并不焦虑，1921年到1923年的中国游，已经为他的开山之作积累了足够的资本。1924年，他暂时定居巴黎，成为一名收入不稳定的独立学者。

1924年，《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在伦敦出版，首印800册。这是他写中国的第一本专著，在序言中，他写道：“如果我能引起人们对北京城墙和城门这些历史古迹的兴趣，就感到自己对中国这座伟大的都城尽了一点责任。”

令他失望的是，这本书没有引起东西方学界的关注。在那个年代，城墙城门的话题太过冷门，几乎无人问津。800册书很快销声匿迹，仿佛从未存在过。

书的最后，他发人深思地问道：“这些奇妙的城墙和城门，这些北京绚丽多彩历史的无言记录者，它们的丰姿到底还能维持多久呢？”结果一语成谶，就在这本书出版的同一年，北洋政府内务部开始大规模拆卖皇墙。

次年，喜龙仁的《中国雕塑》出版，这本书一册为文字、三册为图片，涵盖了900多件石、铜、漆及木雕作品，为他奠定了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

梁思成在美国留学期间，读过这本书。1930年他在东北大学教授中国雕塑史时，讲义中也大量翻译引用了这本书。不过，梁思成对喜龙仁的中国建筑史研究有严厉批评，称他“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

虽然《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反响平平，但喜龙仁的第三本书，仍以北京为题。这种坚持，如同固执地为一位垂暮的长者记录生平。1926年出版的《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共三册，以图片为主。在这套书里，他同样对那些危在旦夕的建筑表示了惋惜，并希望当局能意识到它们的历史价值，赶紧抢救。

林语堂盛赞《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和《中国北京皇城写真全图》，“是两本最完全和最权威的再现北京的图集”。但在欧洲，喜龙仁却因这两本书饱受非议，同行嘲笑他出的都是图录书，不符合欧洲的美学审美，没有学术深度。

对此，他在书的引言中为自己做了辩解：中国当时局势动荡，为了能让这些材料尽早向学者及广大公众公开，这才将不完整的材料出版。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良志看来，喜龙仁的很多研究可以称为“发现”：他发现北京城墙和城门无与伦比之美，发现残破凌乱的苏州私家园林的高雅风致，他在山西、河北、甘肃等地，从灰尘中感受很多雕塑和壁画的光辉。

在家打造东方花园

1926年10月，喜龙仁凭借《中国雕塑》获得瑞典国家博物馆绘画与雕塑部主任馆员的职位，过上了朝九晚五的生活。这让他不时担忧，将不得不中断对中国的研究。1929年3月，借扩充馆藏之机，他又回到了北京。

这回，北京已经更名为北平，不再是首都。他在北京的研究领域，也从建筑和雕塑，转向自己的老本行——绘画。

在为博物馆采购的间隙，喜龙仁再次参观了故宫。这时的皇宫，开放为故宫博物院，但他低声抱怨着，那些青铜器的收藏，和以前相比少了很多，质量也差。看到恢宏的大殿里摆满了杂乱无章的家具，他也颇有微词。

一年后，他不得不回斯德哥尔摩。除了在博物馆工作、给其他机构当顾问、与商人和藏家打交道和开讲座之外，他还腾出时间写中国绘画史。这个计划后来扩大了规模，变成了两部上下册著作，第一部是1933年出版的《中国早期绘画史》，第二部是1938年出版的《中国晚期绘画史》。

为了给第二部书收集资料，他在1935年重归北平。此时，溥仪成了傀儡，故宫文物已经南迁，北京更是风声鹤唳。

他为衰败感到痛惜：“穿过紫禁城三大殿，发现它们比之前更加凄凉惨淡了。”但北京的魅力并未减弱：“它依旧拥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每次你回到这个古老的地方，都可以刷新你之前的印象，这非常让人欣喜。”

在《中国晚期绘画史》的前言里，喜龙仁强调说：“在1935年，我非常幸运地结识了一些博识多闻的东方鉴赏家，从他们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明清时期画家的宝贵知识，也得以在中国和日本的私人收藏里看到许多这些时期的代表性作品。”

据梁思成的好友童寯记载，1935年喜龙仁访问过北平营造学社，而营造学社负责与欧美打交道的就是法式部主任梁思成。

为了体验胡同生活，他还在六国饭店附近的大阮府胡同租了房。一张站在屋前的照片，叼着烟斗，展现出瘦削而敏感的诗人气质，以及坚定而远大的学者抱负。

“您一定听说过大量关于日本对华武力侵略的消息。空中轰炸从未像现在这样不加区别和大规模地进行。我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是极其惊人的。我们衷心感谢您为这个国家的受难者所做的工作。”

这封信是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在北平沦陷后，于颠沛流离中写给喜龙仁的。在艰难环境中仍不忘联系，可见两人友谊之深。

不久，战争也摧毁了欧洲，但喜龙仁似乎未受影响，他在《中国园林》的写作中找到了安慰：回看照片被他视为另一种旅行，一种逃避现实的神游。

在斯德哥尔摩外的利丁厄岛上，他为自己建立了一座“东方花园”。

房屋远看同瑞典的普通木屋并无二致：平铺的折线形屋顶，三层楼高。但阳台用了坡屋顶，檐角微微上翘，并以脊兽装饰，这里还被他戏称为“颐和园”。房屋内部，客厅的方格天花板上是彩绘的团凤，苏式月亮门分割空间，花园的石阶两侧还镇守着石狮子。

喜龙仁躲进小楼，回望那些在中国园林中漫游的时光，对“三海”（北京的南海、中海、北海）的记忆，尤其多愁善感：

“人来到这里，会感觉一种清冷孤寂，令你的内心敏锐地接收到古老回忆的低声细语，令你打开耳朵去聆听那些在春树着满苞芽之时，由春花谱就的和弦乐章所爆发出的无声之诗。人就如同漫步在被精心装饰而又空荡的舞台，尽管演员早已消逝不见，他们节日的欢乐也早已被一片沉寂所取代。”

由于不能用中文独立工作，喜龙仁曾自费聘请多位中国助手协助研究，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后来成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泰斗的杨周翰。

1935年夏天，杨周翰经人介绍，协助喜龙仁核校《中国画论》英译稿。次年3月，杨周翰应邀离开北平，经伪满、西伯利亚抵达莫斯科，又转彼得格勒、芬兰，最终乘船到达斯德哥尔摩，在喜龙仁身边工作了整整两年。

忆起这段经历，杨周翰说，他的工作就是把画论、画史、画家传、题跋、诗词等口译成英文，由喜龙仁写下来。由于他当时只有21岁，对古文略知一二，但对绘画一无所知，喜龙仁一边与他讨论，一边带他去英、德、法各国博物馆看中国画，颇开眼界。

鲁迅评价《中国早期绘画史》“虽然很贵（约40美金），然而我以为是很好的书”。他还请三弟周建人以9元大洋的价格购买了一本，寄赠给寓居莫斯科的德国美术家艾丁格尔。

喜龙仁还是喜仁龙？

时间来到20世纪40年代末，侯仁之正在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一天，他偶然走进伦敦一家旧书店，在尘封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泛黄的旧书，正是喜龙仁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侯仁之“以重价把它买下来，通夜加以浏览”。他后来回忆：“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对于考察北京城墙与城门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这在我们自己的专家中恐怕也是很少见的。而他自己从实地考察中所激发出来的一种真挚的感情，在字里行间也就充分地流露出来。他高度评价这组历史纪念物，同时也为它的年久失修而伤心。”

侯仁之将书带回国内，每每讲起北京的城墙城门，都会向北大学生们介绍这本书。北京市文物保护委员会成立后，他又郑重地把这本书交给了在文物局工作的学生，嘱咐他尽快翻译出来。1985年，该书中文版出版，侯仁之作序，印刷2万册。

此时，喜龙仁镜头下的城墙与城门，大多已不复存在。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张百发到东南角楼调研后，一下子将剩下的2000册都要走了，逢人便送。这本书在研究领域声名大噪，但作者名字却被翻译为喜仁龙，从此以讹传讹。

20世纪90年代，叶公平读大学时，在杨周翰的回忆中发现，他用的是喜龙仁，于是做了一番研究。档案显示，国民政府1929年4月4日颁发护照时，写的是喜龙仁；与他交往频繁的完颜衡永等，在往来的中文信中写的也是喜龙仁；张大千更是在喜龙仁八十大寿时，赠文给“喜龙仁博士”。

细究下去，这一乌龙在民国期间已经埋下伏笔：《北京大学日刊》称他是“西冷”，胡适称他是“西伦”，建筑史家童寯在书中称之为奚伦、奚仑或Siren，还有学者称他是“喜龙士”。

“Osvald Sirén的汉名应为喜龙仁，在这个汉名中，‘喜龙’才是姓氏部分，对应他的瑞典语姓氏Sirén。”叶公平说，汉名如费正清，跟欧美人姓名的音译很不同，可以随便取。“龙”代表中国，而“仁”字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选这两个字作为汉名，说明喜龙仁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

2017年，后浪出版公司重译《北京的城墙与城门》，首次收录全部图片。随着作品进入公版期，他的其他著作也陆续出版，有媒体以“井喷式引进”来描述此景。

一个被遗忘了半个多世纪的名字，重回视野。人们这才惊讶地发现，喜龙仁的研究涵盖了中国艺术的大部分主要门类，包括绘画、园林、青铜器、雕塑、建筑。直到今天，仍没有学者可以在广度上超越这个百科全书式人物。

1956年，喜龙仁获首届弗利尔奖章，这被誉为艺术史界的诺贝尔奖。美国著名艺术史家高居翰评价说：“他在中国雕塑、园林、建筑、早期艺术等领域的专著举世闻名，为我们的研究积累了众多材料。”不过，他也酸溜溜地说过，喜龙仁是“最早来到黑莓园的采摘者”。意思是，他就像一位穿过黑莓地的人，采摘了所有容易摘的黑莓，让后来者只能摘那些难摘的。

1966年，喜龙仁在他的东方花园逝世，享年87岁。由于他晚年颇为节俭苛刻，甚至没有学生愿意为他写讣告，最后写出来的讣告也非用心之作。直到2013年，任教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芬兰艺术史学者米娜·托玛才为他写了第一本传记。

在这本传记中，米娜·托玛以为喜龙仁只有四次东亚之行。其实，1945年喜龙仁退休后，并没有停止游历与写作，他在1954年和1956年都来过中国，一共六次赴京。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奠基人王逊曾接待过他，他们之间有过通信。喜龙仁在给法国收藏家杜伯秋的信中说，他觉得20世纪50年代的敦煌壁画临摹得很好，甚至有些比张大千早些时候临摹的还好。

除了北京，台北故宫也是他的目的地。1956年5月，喜龙仁与负责运送北京故宫文物赴台的庄严，合影于台中北沟库房外，这里是故宫文物赴台后停留的第一站。

这两次考察，借了瑞典1950年便与新中国建交的光，让他接触到众多新材料，其中既有麦积山、炳灵寺壁画与雕塑，也有两岸故宫的清宫旧藏书画。在此基础上，喜龙仁决定创作一部全新的中国绘画通史，也就是他的巅峰之作《中国绘画：大师和原理》。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喜龙仁还特别感谢了王逊。

为了出版这本书，喜龙仁亲赴各大公私收藏考察，获取相关藏品的高清照片，还竭泽而渔似的购入图册。即使在此书出版60多年后，书中收录的一部分图版仍然是首次公开发表于中文学术界。

2003年，永定门城楼复建，一筹莫展之际，一本英文版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提供了详细的记载和实测图。时隔近80年后，这些数据和图纸，仍能成为复建的重要依据。

今天，当我们站在北京仅存的几段城墙前，或许会想起那位百年前远道而来的瑞典学者。他用一个异乡人的眼睛，发现了北京城最深沉的美；他用一个学者的执着，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永恒的档案。在时光的长河中，记忆被悉心珍藏——这，或许就是摄影与历史的意义。

最新的好消息是，喜龙仁后代将约35000张照片和25000份文件捐赠给瑞典国家博物馆。这些珍贵的资料，从2019年开始陆续扫描公布，目前已公开了超过90%。

“24箱书信已经扫描了21箱，已经有3860通喜龙仁与世界各地人士的通信，大概5900张纸公布出来。”叶公平说，喜龙仁书信大半是英文，还包括瑞典文、丹麦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中文和日文等，难以辨认的手写书信也占很大比例，要想利用这些档案，还得潜心研究才行。

孙文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