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是联结世界的桥梁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双月刊《中国博物馆》刊发专文，对“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的主题进行了解读。首先，“博物馆”和“世界”这一对词汇显示了博物馆在世界中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博物馆本身是构成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有着一种观察世界、理解世界、作用于世界的独特视角。同时，博物馆也记录着世界的过去与当下，并在此基础上指引人们走向未来，在文化与情感层面上对世界起到凝聚作用。其次，“联结”和“桥梁”这一对词汇，将博物馆定位为“理解的媒介”，以及促使因各种原因而分裂的人群重新建立信任与对话的平台。正如断裂的丝线需要被重新联结，人际之间的隔阂亦有可能通过博物馆这一媒介得以弥合。

总而言之，博物馆能够在理念与实践两个层面持续强化其公共价值，从而在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之间搭建沟通与理解的桥梁。事实上，在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全球各地的博协及相关机构围绕这一主题开展多样活动。通过一系列实践，博物馆的声音被更广泛听见，并凝聚更多社会力量，推动从理念认同走向协同行动，进而为打破隔阂、凝聚共识作出积极贡献。

近些年来兴起的“博物馆热”，也将博物馆“桥梁式”的公共价值推向新高度。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公布的一组数据证实了这一点：全国备案博物馆数量7188家，国家一二三级博物馆数1660家。免费开放的博物馆五年间数量增至6557家，免费开放率超91%，开展教育活动58万余场次，接待观众15.6亿人次；2025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万余个，“十四五期间”全国累计举办文物出境展览110余项，入境展览240余项，排名全球前列。其中，“58万余场次教育活动”“15.6亿人次接待观众”，揭示了博物馆是把文明记忆从“馆藏”变成“可活用的公共记忆”的时间之桥；出入境外展的比例，展现了从展示中国到“中外互看”的转变，说明中国博物馆正在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窗口，而不只是我们自我凝视的镜子；“91%免费开放率”则说明中国的博物馆，正把“文化权利”从大城市精英的“选修课”，改写成全民的“开放课”。

值得一提的是，AI也在悄然打破观展的隔阂。很多人在走进博物馆时都有过这样的经历：面对一件精美的青铜器或一幅晦涩的油画，心里满是疑问，却不好意思大声问出口；租一台讲解器，内容刻板，按键繁琐，走两步就懒得听了；带着孩子看文物，大人想听深度解读，孩子只想知道“这个怪兽叫什么名字”。《半月谈》将这一现象，称之为公共文化服务中长期存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讲解器内容更新滞后、使用体验欠佳，人工讲解预约难，语音导览缺乏互动……种种问题叠加，让许多原本满怀好奇走进展厅的观众，最终还是回归了传统的“静默”观展模式。如今，这一“静默”观展模式被AI工具打破。《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一些AI上线的“博物馆模式”：点击App内的“博物馆讲解”按钮，AI会主动提示佩戴耳机，避免外放打扰他人；对准展品，视觉识别自动触发讲解，不用再像过去那样按编号输入；更贴心的是“主动讲解模式”，用户只需说一句“每看到一个展品就主动介绍”，此后AI便会随行随讲，解放双手，也解放了提问的羞涩。

这样的AI，跨越的是专业知识与普通观众之间的信息鸿沟。它把那些原本需要大量知识储备才能读懂的艺术品、文物，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给每一个人听。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桥梁”。

■文史期刊

紫禁城里的烟火气

《文史天地》2026年5月号，月刊

故宫博物院是接待观众最多的博物馆之一，是互联网语境下持续出圈的超级文化IP。但在故宫还未向世人开放、还称为“紫禁城”的岁月里，人们很难将这座城与热闹相关联。最新一期《文史天地》刊文介绍了清代紫禁城里满满的烟火气，打破了人们对紫禁城的刻板印象。

文章首先引用了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的一个细节：“紫禁城中的早晨，有时可以遇到这种奇异的现象：处于深宫但能听到远远的市声。有很清晰的小贩叫卖声，有木轮大车的隆隆声，有时也能听到大兵的唱歌声。太监们把这现象叫作‘响城’。”“响城”一词，让浓烈的市井烟火气弥漫在庄严的紫禁城里，不仅中和了宫城的肃穆之感，也仿佛将高高在上的皇权拉回人间。

作者进一步揭示，“响城”里小贩叫卖声并不远，地点就在养心殿不远处的乾清门广场。清代皇帝早朝“御门听政”，即在乾清门召见臣工、听朝理政。时间在早上六时左右。住在北城的王公大臣三、四点出发，住南城的官员往往需凌晨一点就出门，是来不及用早餐的。等他们在东华门下车落轿，再步行两里地，穿过景运门，来到乾清门广场的朝房，又困又饿，无不饥肠辘辘。有需求就有供应，宫里的太监和苏拉（满语，清代内廷机构中担任勤务的人）便在清晨的乾清门前“伺候”各位大人的饮食。

文章借由晚清官员、曾任步军统领衙门员外郎的寿森创作的一首《望江南词》，揭示了乾清门广场买卖热闹的场景：“前朝忆，忆得出隆宗。苏造肉香麻饼热，炒肝肠烂杏茶浓，哺歠日初红。”词后有注解：“乾清门外东曰景运，西曰隆宗。隆宗门外罩壁后，于黎明时，有苏拉戴红缨帽卖食物，为奔走小吏调饥之所，各种食物之美，至今人称道弗衰，殆饥者甘食也。”可见乾清门广场上，太监和苏拉们售卖的芝麻烧饼、炒肝、卤煮、杏仁茶等，各色小吃摊一路铺开，相互竞争又相互补充，搭配着营业。

正如文章所言，在紫禁城卖小吃，看似离奇，却真实存在。它是紫禁城的小漏洞，也是这座宫城给饮食男女的小补丁。摊贩与食客的参与也好，内务府等的管理也罢，都体现了人世间的温度，维系着紫禁城的烟火气，没有让这一方禁地自绝于红尘俗世之外。

■读书期刊

文献汇编的基础性价值与学术意义

《书城》2026年5月号，月刊

从最早的“口传心授”，到文字时代的“文献汇编”，文明的开端与传承一直与记忆锚定在一起。可以说，文明的传承核心就是文化记忆的延续。最新一期《书城》杂志刊发文章，从文献汇编的基础性价值与学术意义入手对这一点予以了揭示。

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其文明史上的一些里程碑是由文献汇编的人与事书写的。在古代中国，孔子因“删《诗》，订《礼》《乐》，赞《易》，修《春秋》”被尊为文献整理的第一人、“集大成者”。此后的刘向、刘歆父子，郑玄、朱熹等人，沿着孔子文献汇编的路径，搜罗散佚、辨真伪、定版本、分类著录、编目使之可查可用。而西方世界则经历了四波文献收集与整理的高潮。文章写道，当下我们可能正面临着文献汇编的第五次高峰。其标志是去殖民、全球化、数字化与跨文明历史需求推动了新一轮文献革命，而人工智能则加剧了“文献峰值”时代的来临，电子化与数字人文带来了文献处理的技术革命。

通过梳理，作者认为文献汇编与整理并非简单的技术劳作，而是深刻参与了知识形态的形塑、经典文本的形成、文化认同乃至政治想象的建构，折射着知识的多重声音和时代精神。文献汇编因而被赋予了多重意义：首要意义是激活了文本的活力，延续了文本的生命。一旦进入权威文献集，一份文献就从寂寞地保存变为制度性的存在。可以说，史料保障了历史记忆的多样性与可靠性，从而确立了历史学的科学基础；其次，史料是所有历史叙述的基石，但没有史料批判就无从谈历史知识。但史料并非天然发言者，唯有在历史学家的追问之下，它们才被迫做出回应，而回应的方向取决于提问本身。这意味着谁拥有史料谁就拥有历史话语权：史料是历史叙述的基础，掌握证据者更能主导叙事；档案开放与否、史料被掌握与否、史料类型丰富与否，直接决定了历史叙述的方向与权威性。

作者最后总结，人类一直热衷于各种文献的系统整理与汇编，目的在于总结，使知识系统化，以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新知识，掌握话语权；人们正是通过史料和史料的编辑来照亮过去，亦是通过史料来塑造记忆、构建理想。

■地理期刊

地理的分界线

亦是文化的交融地

《环球人文地理》2026年5月号，月刊

甘肃省夏河县坐落在我国地形第一级阶梯与第二级阶梯的过渡带上。在这条世界级的地理台阶上，夏河是一个鲜明的地理边界。最新一期《环球人文地理》杂志注意到，夏河不仅没有被高原阻隔，反而成为沟通四方的文明枢纽——在地理上是分界线的地方，在历史上却往往是交流最频繁的地方。

文章写道，古代的夏河在地理位置上举足轻重，世人称其“东通三陇，南接四川，西连康藏，北近青蒙”。丝绸之路河南道与唐蕃古道的商队在此歇脚，茶马互市的各族商贾在此交易，南来北往的使臣、僧侣在此汇聚。这道自然造就的地理鸿沟，在人类经年累月的跨越与互动中，成了多元文明交融的沃土。文章通过“一河”“一关”来作具体介绍。

“一河”即大夏河，该河是黄河上游的重要支流。大夏河谷高山草甸、湿地与森林的自然环境，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之间至关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缓冲区。而大夏河河谷自古便是南北民族迁徙、交流的天然通道。河谷地势平缓，避开了高原的雪山与荒漠，让南北族群的往来成为可能——也为后续古道的兴起、文明的交融，埋下了地理的伏笔。实则夏河作为文明通道的历史，远比大众想象的更为久远。在夏河县境内甘加秘境的崖壁下，隐藏着一处神秘的史前溶洞；早在距今约20万年前，丹尼索瓦人就已经在这里生活。这是迄今为止，在青藏高原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活动痕迹。

大夏河畔有一座土门关，这里山势险峻到极致，两岸山崖相对而立，像一扇天然的大门。土门关的历史可追溯至明洪武三年（1370年），它是从兰州经临夏去往甘南、四川与青藏高原腹地的必经之路，关内是农耕区，关外是游牧区。土门关最初的作用是防备游牧民族劫掠，到了清朝，随着边疆局势的稳定与治理策略的调整，它的功能渐渐变了。清雍正三年（1725年），清廷正式将其设置为汉、藏、回等族的茶马互市固定场所。这座曾以防御为主的关隘，从此变成了贸易往来的通道。这道“关”，已由军事防御的“界”，转变成商业流通与文化交融的“桥”。

世人总以为，文明的中心，必在腹地、居于核心。但夏河用跨越20万年的时光证明：开放的边界、流动的通道、不息的交融，也能淬炼出坚韧灿烂的文明。

书写古今的“蜀道传奇”

《国家人文历史》2026年5月上，半月刊

“噫吁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诗仙”李白的一曲《蜀道难》，写尽了千百年来难如登天的蜀道。何为“蜀道”？“蜀道”真如李白所言的“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吗？最新一期《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予以了揭示。

所谓“蜀道”，指的是连接关中平原与四川盆地的一系列艰险通道。横亘在两地之间的，则是耸立无尽群山的秦岭。虽然蜀道难，但走在路上的人并不少。因为蜀道连接的两端，是农耕文明的中国历史上两个举足轻重的地理单元：北端是“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历来人口稠密、经济发达、文明昌盛；南端则是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水土丰美、四时调顺、商贸发达，久为天下闻名的富庶之地。蜀道就是将这两个因天险阻隔而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连结为文化共同体的通道：考古已证实，早在六七千年前，四川的新石器时代文明便与陕西的前仰韶文化有过往来。自周代以降，金牛道、阴平道、米仓道、荔枝道相继载入史册，司马相如、李白、杜甫等无数文豪穿行于蜀道，为文坛留下不朽佳话。蜀中巧匠所织的锦缎、所制的漆器，也由此运往王朝各地。蜀道为四川带来了中原乃至域外的审美与风俗：异彩纷呈的汉画像石，庄严肃穆的佛道石窟，悄然融入当地生活，深刻改变了巴蜀文化的风貌。为保蜀道安宁，剑门雄关拔地而起，万棵古柏守护着翠云廊。而在西南边陲，蜀道的延长线接通滇缅印商道，远至罗马帝国的珍奇，也由此源源不断进入华夏腹地。

正所谓“自古诗人例到蜀，好将新句贮行囊”，千年辉煌之后，近现代蜀道以全新载体，承载民族重任。杂志介绍，川陕公路的建成，曾为抗战胜利作出卓越贡献：川陕公路的选线基本沿袭了历史上最早且最易通行的金牛道与陈仓道旧路，建设者并未简单地将古道拓宽，而是采取了“择古而行，另辟新线”的策略，在平缓地段沿用古道，遇险峻处则开山凿石，重开新途。随着川陕公路成为交通主动脉，古蜀道正式完成了历史使命，改为区间人行便道；西成高铁的贯通，则为古道动脉注入科技洪流,彻底改变了川陕两省的时空概念，这种时空压缩催生了两地全新的生活模式：人们早上在西安吃肉夹馍，中午便能到成都吃火锅。“蜀道难”从此彻底成为历史。但不论过去还是未来，蜀道的传奇，都将深植于中国人的记忆之中。

从“偏头痛”的治疗探寻生命的隐秘

《博览群书》2026年5月号，月刊

最新一期《博览群书》杂志刊发南方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教授黄仕营的文章，文章以“偏头痛”的治疗为引，沿着求学、行医、带教的认知演进，探寻生命的隐秘。

“头痛”本是人类最普遍，也最熟悉的身体感受，但它实则是一扇通往生命本质的小小窗口。作者的博士后导师陈宝田教授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一种病症的研究之中，逐渐提炼出偏头痛“头部多风、头部多湿、头部多虚、头部多瘀”的核心病机。这十六字，不是来自书本演绎和理论推导，而是从千万例患者的脉证、体质、病程、转归中慢慢沉淀出来的，从而让中医治疗头痛从经验之法，走向体系化、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路径。作者在导师的影响下，也选择偏头痛作为主攻方向，且逐渐意识到偏头痛远非“头痛”二字可以概括：不少患者幼年并无典型头痛，而是以腹痛、肢体隐痛、反复眩晕为表现；中年之后头痛渐显，呈周期性发作；及至老年，头痛反而慢慢隐去，却转为顽固性头晕、睡眠障碍。

现代医学习惯于将偏头痛归为神经血管性头痛、功能性紊乱或情绪障碍，将其视作一种“异常”“故障”“需要被修正的问题”，实则偏头痛并非单纯的疾病，而是一类人天生的、稳定的、自成体系的高敏感生命状态。偏头痛看似只是局部的不适，却牵连着脏腑经络、气血运行、生理结构、神经信号，乃至更深层的基因密码、进化轨迹与心理情志。从这个意义上说，偏头痛患者不是“生病的普通人”，而是拥有独立感知维度的高敏感人群。

作者从中医对头痛的辨证论治出发，一点点看见传统医学对“整体”与“平衡”的精妙把握；继而走入现代医学视野，理解神经、生理、病理对疼痛的科学解释；再向上追溯，触及人类演化的漫长历程、基因表达的潜在规律，以及情绪、压力、心境与身体之间隐秘而深刻的呼应。这些看似分散的视角——中医与西医、生理与心理、个体与演化、现象与本质，实则共同指向同一个核心：生命从来不是割裂的碎片，而是相互关联、彼此成就的统一整体。

从荒寂矿坑

到文化地标

《城市地理》2026年5月号，月刊

杭州国家版本馆文润阁，一座在废弃矿山残痕间悄然崛起的、兼具宋韵风骨与现代气息的殿堂，从荒寂矿坑中破茧成蝶成为现象级文化地标，到底发生了什么？最新一期《城市地理》杂志“城市更新”栏目予以了揭示。

文章围绕“什么是版本馆？为何选址良渚？”展开。“版本”二字，最初仅指同一书籍的不同印本，后来又指代同一类事物在不同介质上的体现形态。甲骨卜辞、青铜铭文、报刊头条、老照片，乃至数字时代的电子文档、影像资料，皆可称为“版本”。如果说图书馆侧重服务大众日常阅读，博物馆聚焦文物本身的历史与艺术价值，版本馆则注重版本资源的完整性、多样性与传世性。

我国版本馆采用“一总三分”格局。北京中央总馆文瀚阁统筹全局，西安文济阁辐射西北，广州文沁阁联结岭南，杭州文润阁立足江南。四大场馆罕见地同步揭牌，互为异地灾备，即便遭遇极端情况，也能确保中华文脉绵延不绝。作为江南文化的具象载体，杭州国家版本馆以“文润”为名，蕴含文化浸润、润物无声的深意，也贴合了江南文化温润内敛的品格。

为何文润阁最终落户良渚？答案藏在良渚的历史底蕴、地理禀赋与时代使命之中。良渚是良渚古城遗址的所在地，向世界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的真实性与连续性。令人意外的是，文润阁并未建在良渚古城遗址核心区，而是选址于瓶窑镇长命村的两座废弃矿山。

在建筑师眼中，这片废弃的矿山蕴藏着独特的美学价值与精神内涵，等待着被重新唤醒。文章介绍，建筑师的核心立意，是让“以宋代《营造法式》为代表的中国建造向现代再推进一步，找到传统建造与现代建造的对接口”，他们不愿做仿古建筑，而是希望用这一代人的语言，诠释宋代美学精髓，让宋韵文化在现代建筑中焕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