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沙滩文化”的发展历程

《遵义新志》书封。

《子午山纪游册》书封。

丰子恺画莫友芝遗像。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沙滩，遵义市新舟镇禹门乡一个方圆不过十里的乡村。抗战时期，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湄潭办学期间，重新发现了沙滩。浙大史地研究所在1942年开始编著的《遵义新志》一书中，最早提出了遵义文化的“沙滩期”，即以“沙滩三贤”郑珍、莫友芝、黎庶昌为代表的“沙滩文化”。“沙滩文化”成为后世“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一说的源起。在此之前的1941年，时为浙江大学副教授的丰子恺、遵义望族赵乃康等六位名士，前往沙滩子午山拜谒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并在5天4夜的时间里赋诗、撰文、题画，与“沙滩三贤”隔空对话。诗、文、画于1942年结集为《子午山纪游册》一书石印出版。倘若说《遵义新志》是“沙滩文化”发现之初的“史传正文”，《子午山纪游册》则是一个生动的“艺文引言”。两部书共同见证了“沙滩文化”的发展历程。

4月12日，最新一期“精读堂”在贵阳三元宫举行，主讲嘉宾、遵义师范学院古代文学教授唐燕飞通过《子午山纪游册》一书，探寻沙滩文化与民国文人精神。该活动由贵州省作家协会指导，贵州文学院、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主办，大道阳明（贵州）文化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承办。

禹门乡沙滩，前临乐安江，子午山、青田山即在左近。江中有沙洲名琴洲，长半里许，沙滩由此得名；后靠禹门山，山上有禹门寺，茂林修竹，平畴沃野，弥望十里。明万历以前，此处是播州杨氏土司经营的官庄。末代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是为“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播州之役”，叛乱平定后次年即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黎氏朝邦迁此定居，至今已有四百多年。黎氏家族以耕读为本，勤耕苦读，诗礼传家，泽及亲友，造就数代文化名人。

据《遵义县志》载：黎氏自黎正馨起，至黎尹融止，五代，有举人8名，进士2名。受教于黎氏，又有所发展创造，道光时有郑珍、莫友芝，世称郑莫。有人评“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学究天人，识通古今，著述之宏富，义理之深醇，有清一代之著述界占极重要之位置，天下交称郑莫，江山文藻，蔚为一省之光”。同治、光绪时期出仕的黎庶昌，是著名的外交家，古文诗词造诣精深，学术上宗桐城派，是晚清四大古文家之一，世人以之与郑、莫并称。

“贵州文化老人”黄万机先生自幼即有“沙滩情结”，生前著述二千万余字，很大部分即在阐述“贵州文化在遵义，遵义文化在沙滩”的文化内涵，有“沙滩文化研究第一人”之誉。先生生前曾有论述：“历史地看，沙滩黎、郑、莫三家，各有两人入《清史稿·列传》，占了贵州籍入传二十七人的五分之一强；《清代七百名人传》，贵州籍入选者五人，其中郑、莫、黎三家各一人。《清诗三百首》，郑珍入选10首。《清诗精华录》600首，郑珍22首，与前书10首不重复。《近代文学大系·诗词集》，莫友芝入选9首，郑珍45首。《近代词选》贵州入选4人，除章永康外，有黎兆勋、黎庶蕃、莫友芝。《全清词钞》贵州入选17家，沙滩词人占6家，其中黎庶蕃入选词16阕，为黔中之冠。《辞源》中列入词条的，明代有马士英、杨文骢，清代有丁宝桢和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有学者统计清代著名学者136家，贵州只有郑、莫、黎三家。遵义政府组织专家点校《沙滩文化典籍》三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中《郑珍全集》420万字，《黎庶昌全集》450万字，《莫友芝全集》400多万字，其他文士的著述约300万字。”

尤为难得的是，在沙滩文化丰硕的文化成果中，有不少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黄万机先生亦有举例：郑珍、莫友芝主编的《遵义府志》，有“天下第一府志”之誉；国学大家钱仲联推尊郑珍为“清代诗国”第一人，进而有“清诗三百年，王气在夜郎”的赞誉；莫友芝的版本目录学专著被藏书家视为“枕中鸿宝”，大藏书家傅增湘即以莫著目录为门径，写出《藏园藏书录》数十卷；黎庶昌在日本刻印《黎氏家集》，收录黎氏祖孙四代的诗词古文集凡四十卷。辑印的《古逸丛书》二百卷，蜚声国内外。所著《西洋杂志》被誉为十九世纪西洋风俗画卷……这些均论述了“贵州文化在遵义，遵义文化在沙滩”一说不虚。

黎、郑、莫三家原有姻亲师友关系，后又扩展到县内望族赵、宦、杨、蹇诸家，黎郑家学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从道光至光绪，前后一百年间，县内形成以郑、莫、黎为代表的庞大文人队伍，或为宦，或为文，都各有成就。据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载，清代贵州的著述中，沙滩人和受沙滩人教育与影响者的著述占三分之一；《咸同贵州军事史》第十三章《鼙鼓声中光焰万丈之贵州著述界》中提及：道光年间，安徽程春海督学黔中，倡导许郑之学；独山莫与俦教授遵义，以朴学教其徒众；湖南贺长龄巡抚贵州，既注重文学经术，又檄令各府厅州县纂修志书。一时著书讲学，蔚为风尚，杰出的人才“为郑子尹珍，莫子偲友芝，学究天人，识通古今，著述之宏富，义理之深醇，有清一代之著述界占极重要之位置，天下交称郑莫，江山文藻，蔚为一省之光”。

“郑莫黎三家，互为婚姻，衡宇相望，流风余韵，沾溉百年。”这是《遵义新志》书中断语。抗战期间，华北、华东容不下一张书桌之际，浙江大学西迁遵义湄潭办学。期间，浙大师生与当地名士一道，重新发现了“沙滩”。

“贵州文化老人”陈福桐先生写于1994年的长诗《念柴翁》，记录了这一历程。诗中有云：“浙江教授联袂至，得览天下第一志。播州文化沙滩期，从兹品价正听视。藕舫晓峰学养深，新编遵志广见闻。名流荟聚寻古迹，子恺作画噪士林。”诗中“藕舫”、“晓峰”，分指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浙大史地研究所教授兼系主任张其昀。在著名教授李四光的提议下，浙大史地研究所继《遵义府志》之后编写一部《遵义新志》，张其昀教授任主编。参编的学者们留意古播州历史文化的调查研究，并实地探访了沙滩。

在沙滩，大家惊奇地发现，自乾嘉至清末民初的一百多年间，沙滩涌现了几十位学者、诗人、作家，人各有集，各类著作百多部几百卷，代表人物郑珍、莫友芝、黎庶昌，在我国文学史、学术史、外交史上均占有一席之地，引领一代风骚。随后成书的《遵义新志》，把遵义两千多年的文化发展历程划分为九个时期，从夜郎期、牂牁期、播州期、杨保期到新城期，其间第八期为沙滩期。书中写道：“故沙滩不特为播东名胜，有清中叶曾为一全国知名之文化区”。由此，以黎氏家族为主体，郑、莫两家族为羽翼的“沙滩文化”开始为学界所瞩目。

《念柴翁》以“万机传志述往事，几代文章典故明”一句收尾，即是指黄万机先生接续浙大先贤，继续构建“沙滩文化”知识谱系一事。至于诗中“名流荟聚寻古迹，子恺作画噪士林”一句，则指子午山雅集和《子午山纪游册》事。“子恺”，即丰子恺，现当代著名作家和书画家，抗战期间来遵义寓居、任教浙江大学。

《子午山纪游册》：“民国版《兰亭集》”

“沙滩文化”的古迹大都荒圮，但以“一江三山三墓”为核心的遗迹依旧山水不改。“一江”即乐安江，古称“夷牢水”，民间又称“斤竹溪”。乐安江东岸有子午山，旧名望山堂。原为不毛之地，郑珍于此经营二十年，广植花果林木，修建住房一正两厢，颜其额曰“望山堂”，渐成园林的面目。郑珍35岁时母亲去世，即葬母于子午山，从此自号“子午山孩”。园林毁于“咸同之乱”的兵火，郑珍祖孙四代的墓地依旧。由子午山西北行约三里有青田山，同在乐安江东岸，莫友芝父亲之墓在山麓，莫氏兄弟在山间营建青田山庐，莫友芝墓亦在此。郑、莫的墓地，与乐安江西畔的黎庶昌墓隔江相望，三墓呈品字形，有前人“品字佳城跨夷牢”的诗句为证。

在唐燕飞教授的分享中，1941年初春，有6位名士相约结伴，前往子午山拜谒郑、莫、黎三贤。其中，赵乃康，名恺，出身于世代书香、遵义望族的赵家。赵家与郑家关系密切，赵乃康师从于郑珍之子郑知同，伯父赵廷璜则是郑珍女婿。赵乃康不仅集郑诗郑学之大成，且搜集郑珍遗稿编成《巢经巢全诗》，整理辑成《郑子尹先生年谱》等，所编撰的《续遵义府志》是民国时期贵州省唯一修成刊行的府志；丰子恺，时为浙江大学副教授，师从李叔同，与美学家朱光潜、夏丏尊等交往甚密，为当时知名刊物《论语》《宇宙风》画了数十幅封面，被誉为“中国现代漫画鼻祖”。在遵义三年间，丰子恺创作完成了《子恺近作漫画集》《子恺近作散文集》《客窗漫画》《抗战歌选》第一、二册等，出版了《子恺漫画全集》。其余4人为浙江乐清“雁荡才子”李瑜（字子瑾）、遵义乡贤胡忠相、江苏武进人冯励青、湖南长沙人罗巴山。

唐燕飞教授将6人的拜谒之行称之为“子午山之游”，为期5天4夜：子午山之游始于农历正月初七，即民俗中的人日，“天色晴明和暖”，赵乃康、丰子恺一行访禹门寺，经琴洲（沙滩），登子午山，谒郑莫黎三先生墓，感寺观之兴废，叹陵谷之迁变。众人夜宿胡忠相住宅“怡庐”，犹兴致未减，品茗挥毫，作画吟诗——唐燕飞教授称之为“子午山雅集”。郑珍墓在原有望山堂，已不可复识，赵乃康为丰子恺口述其状：堂右为乌桕轩，左为巢经巢柑廊、紫竹亭前有团湖、米楼，丰子恺据此画了一幅《郑墓原状想象图》。丰子恺还应节孝寺僧人之请，画佛像相赠，作画时“每一笔一呼佛，百八笔而佛成”，赵乃康赞之为“独有之奇”。

“子午山之游，赵乃康等6人大发雅兴，所作颇丰。赵乃康赋诗3首，撰文4篇，为郑、莫、黎作小传各1篇及《辛巳人日往谒郑莫黎三先生墓记》1篇；李瑜赋诗9首、词2首；冯励青赋诗5首；罗巴山赋诗2首；胡忠相赋诗1首；丰子恺除赋诗3首外，作漫画13幅，为郑莫黎画像各1幅、郑莫黎墓各1幅、《郑墓原状想象图》1幅、众人诗作配画6幅。”唐燕飞教授的研究显示，赵乃康等人又约来卢益美、牟琳、喻界凡等人诗作，与前述作品一并辑为《子午山纪游册》，由浙大文学院国文系教授王焕镳作序，浙大文学院国文系教授、书画艺术家郦承铨和赵乃康分别题写书名，于次年（1942年）5月发行。

王焕镳教授在序中写到了时人对郑、莫、黎的崇敬之情和拜谒之举：“四方宦游之士至其邑者，莫不嘅然想见三先生为人，或时结侣联袂访其撰杖歌啸之地与夫埋骨之所，以致向慕绸缪之意，唏嘘方羊，久而不忍去也。”

唐燕飞教授特意讲解了《子午山纪游册》中所收赵乃康七言古风一诗，诗名《人日陪丰子恺、李子瑾、冯励青、罗巴山诸君子访胡献之君，同谒郑莫黎三先生墓，既归作此酬之》。她解读说：这首诗中，赵乃康生动描写了同游诸人的才华风采，先是化用盛唐诗人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中“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句意，表示“故人家在乐安侧，奋勉从之作人日。南来同德二三子，不用寄诗拾遗室”。接着又反用高诗“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之意，以“嗟此人生亦足乐，何尝风尘老书剑”赞美主人胡忠相“书剑双修”。接下来，将李瑜与李白相提并论，“李君能诗继谪仙”，夸赞“冯君（冯励青）清俊到唐贤”，丰子恺、罗巴山一个是“貌佛丰君名一世”，一个是“罗君浊世真翩翩”。诗的最后，赵乃康认为此次聚集堪比兰亭集会，“但得名山附骥归，聊说兰亭夸伯仲”。

“人们在提及《子午山纪游册》时，多以‘民国版《兰亭集》’称之，而这一说法早在赵乃康一首七言古风中即已有体现。”唐燕飞说。在她看来，子午山雅集不仅成就了民国数位文人与清代郑、莫、黎三贤一次跨时空的诗意会晤，诸人诗文画作还辑为《子午山纪游册》并出版，是为黔北沙滩文化与浙大西迁文化相交集后形成的文艺成果，以“民国版《兰亭集》”称之，当非过誉之词；册中43件诗文书画作品，不仅艺术价值高，还为研究贵州历史文化提供了珍贵史料，体现了当时文人的创造力与责任感。

讲座上，唐燕飞教授将子午山雅集与兰亭雅集作对比，指出两者也有不同之处，即子午山雅集在抗战背景下，更侧重于学术传承和地域文化传播，凸显了特殊时期知识分子守护文化脉络的使命感，且子午山雅集“以雅集促创作”的模式，对当代地域文化活化和公共文化空间建设仍具借鉴意义。

（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