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喜过年

■张金刚

有句话，听来很会意，欢喜又酸涩：“小时候真傻，总盼着过年长大。”是否盼着长大，已忘却了；但盼着过年，确是真切。

每年过年，母亲做好新衣，给我套上，便拽我贴墙站定，帮我提提裤腰，整整衣襟，露出欣慰的笑：“过了年，小子又长一岁。”我挺胸抬头，配合母亲用木棍掠过我头顶，在土坯墙上又划上一道身高线。我乐，母亲也乐。新衣是欢喜的，身高线也是欢喜的；贫穷却温馨的小院里，一切都是欢喜的。

这欢喜里，有奖状带来的。年年放假，我都会领回金灿灿的奖状。父亲欢喜地指挥站在桌上的我：“贴高点！再正点！”新旧奖状端端正正地与年画一起，贴满粉刷一新的正屋白墙，黯淡一年的土屋、农家，似是迎来一道光，瞬时亮堂起来。过年，过日子，没有比孩子健康、有出息更欢喜的了。

最有魔力的鞭炮，父亲总是先买来藏好，隔几天给一小包，吊足我的胃口。我舍不得一下放完，一根根拆了，装在兜里，点根麻秸，一会儿摸出一根小炮，点捻，扔远，“啪”；一会儿再一根，“啪”；有时还炸个搪瓷碗，炸个鸡窝，炸个冰。单调的“啪”“啪”将过年的欢喜调至浓烈。除夕、初一、初五、元宵，你家放罢我登场，赶着趟儿、较着劲地燃放最长的鞭炮、最响的二踢脚、最艳的花炮，“噼里啪啦”“吭咔”“吱咔”，响彻山村，过年气氛达到高潮。

过年时，村里人最全、最闲、最热闹。有靠墙根谈天说地、闲聊胡侃的；有拉起胡琴，亮嗓唱段《白毛女》《大登殿》的；更有扎堆下象棋、打扑克的，日晒三竿开始，日落西山收摊，第二天继续玩儿个昏天黑地。我自参与其中，一会儿弄个这、弄个那，一会儿端出瓜子与串门儿的分享，不亦乐乎。

我玩儿得欢喜，父母忙年也忙得欢喜。

记忆中，母亲过年时就是“顶级大厨”。腊月里，手持煎饼刮儿，帮乡邻摊十几天煎饼，躺在炕上让我给她踩腰捶腿，第二天还去，说：“乡里乡亲的，帮人就是帮己。”我跟着母亲，韭菜花儿卷煎饼吃遍全村十几年。帮完别人，母亲才趴在自家灶台上，忙着做腊肉、卤凉肉、做豆腐、炒花生、蒸年糕、蒸馒头；日常还要包饺子、熬粥、做菜……

父亲会写毛笔字，自然承担起帮乡邻写春联的义务。几乎天天都有乡亲扯着红纸登门，说清有几扇门、几根柱，再将鸡窝、猪圈、牛羊圈细数一遍，静待来取。后来，我也帮乡邻写过几年春联，才体会到自己的字贴满全村人家的欢喜。

最欢喜的是“团圆”。天最冷的过年时候，就是在外打工的哥哥回家的时候。年前几天，我天天带着父母指令在村口张望，等到哥哥欢喜回家。

年夜饭，团圆了；除夕守岁，团圆了。一家人看着春晚熬年。母亲坐在炕头，折折剪剪五色皱纹纸，叠祈福的灯花儿；再剪几张窗花，顺手贴在窗纸上。父亲和哥哥躺在炕中炕尾，聊着家里、城里和来年的事。我一会儿帮母亲叠几下，一会儿躺在哥哥身边插句嘴，一会儿下炕，用录音机录几首春晚歌曲、几段相声小品，一会儿累了，钻被窝睡去，放炮也听不到。醒来，又是新的一年。

欢喜着一年又一年。过年回老家，儿时的欢喜已成往事，年逾七旬的父母能自食其力，是最大的欢喜。我贴墙站定，招呼母亲：“再给我划道线吧！”母亲拄着棍子，塌着腰，咧开掉完牙的嘴，笑了：“够不着喽！”母亲乐，我也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