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梨：出于黔山 成于黔人

罗登义教授（前右）与贵州农学院科研组同志研究人工栽培刺梨。 资料图片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贵州刺梨，借着任正非之口，再次闯入大众视野。

日前，华为创始人、首席执行官任正非接受《人民日报》采访。在回答记者“对基础研究，人们可能一时难以理解，会问研究这个有什么用，能产生什么效益”这一提问时，他如是表述“科学的突破，世界上理解的人本来就少”，并举贵州刺梨及其价值发现者农学家罗登义的例子以作诠释：“贵州有个农学家罗登义，上世纪40年代，他分析研究水果蔬菜营养成分的时候，发现一种维生素含量很高的野果子刺梨。中国那时还在抗战时期，社会教育水平还很低，没几个人懂。后来写了一篇论文，说刺梨是维C之王。经历了近百年，贵州把它做成了一种富含天然维生素的刺梨饮料，维生素饮料中的奢侈品，近百元一瓶，受到追捧，刺梨产业成为农民脱贫致富的渠道。人们才真实认识了抗日烽火时，在一张破桌旁的罗登义。”

一言以蔽之，生于十万大山中的刺梨，带着“自然界的维C王者”“农业上的增长亮点”“近几年的饮料新贵”等荣光出山。

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在贵州出生的任正非，很是知晓故乡的“刺梨事”。

山野之物：贵州“山民”的象征

历史上的贵州地处天末，既是“朝野”之“野”、“文野”之“野”、“荒野”之“野”的“三野之地”，也是“跬步皆山”“天下之山萃于云贵”的“山野之地”。刺梨即野生在十万大山间，枝丫歪扭恣意，又因其果形似梨且表面密生小肉刺，故而俗称“刺梨”，有如植物界的刺猬。在所见文献中，“刺梨”二字的写法历来有多种，如“刺藜”“茨藜”“莿梨”等。

黔中宿儒李独清教授曾以一阙《蜀溪春·刺梨》，为刺梨作“工笔画像”。词云：

过境皆无，独生牂牁，堪据分疆。才道春归，密花繁实，攒聚道左溪旁。芒刺非止背，如触手、珠血成浆。卫足葵，钩吻藤，未比善提防。

盈车莫言掷果，谁可蒺藜近，愁杀潘郎。不状嵇含，有黔书在，风物细陈山薑。其性消积滞，偏宜我、多吃何妨？酿酒好，宾客来，共举觞。

词中上片写产地、形状。“过境皆无，独生牂牁，堪据分疆”一句，即指刺梨只生于黔地，别处皆无。此说有诸多史料为证：清乾隆《贵州通志》、清道光《贵阳府志·食货略》第五之四“土贡 土物”条俱云：“（刺梨）黔地俱有，越境即无。”一字不改，似是转转相因。清康熙年间学者陈鼎《滇黔纪游》：“黔之四封皆产，移之他境则不生。”田雯于康熙年间巡抚贵州，其在编撰的《黔书》卷四“刺梨”条目下感慨生焉：“黔之四封悉产，移之他境则不生，岂亦画疆之雉，过淮之橘耶？”将黔中刺梨，比作画疆自守的野雉、只生于淮南的橘。实则此物固然多在黔中，但离黔至滇、蜀、楚一二日的脚程之地，也是有刺梨踪迹的，只是距离再远则无。据清道光《遵义府志》引《田居蚕室录》：“余尝在湖北丽阳驿南五里许一山寺侧，见有数株，与黔产无稍异。南游滇中，亦到处有此。可见旧说不尽然也。”但刺梨仅产于黔中之说源远流长，贵州乡贤陈恒安在1941年文通书局出版的《贵阳市指南》一书中提及刺梨，仍认为“黔省山野遍地皆是，逾黔境则无子”。

“才道春归，密花繁实，攒聚道左溪旁”则指刺梨丛生于山溪间、道路旁，花开得密、果结得多。多则轻贱，以致刺梨长期被当作荆棘一类的烂贱草木，一如词中下片所言，“不状嵇含”。晋人嵇含撰有《南方草木状》一书，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学文献之一，书中记载植物八十种，刺梨不在其列。“有黔书在，风物细陈山薑”一句，则指田雯《黔书》详载刺梨风物一事：“刺梨，野生，夏葩秋实。干如蒺藜，多芒刺，葩如荼蘼，实如安石榴而较小，味甘而微酸，食之可以己闷，亦可消滞。渍其汁煎之以蜜，可作膏，正不减于梨楂也。然亦有贵贱，瓣之单者，土人以之插篱而代槿。胎之重者，名为送春归，春深吐艳，大于菊，密萼緐英，红紫相间而成色，食尤美。黔之四封悉产，移之他境则不生，岂亦画疆之雉，过淮之橘耶？又普定乌撒棃，不下建阳宣城。亦有棃膏，佳者不下河间。”

按植物学家的分类，刺梨属蔷薇科蔷薇属，为多年生落叶丛生小灌木。其形若灌木，枝小根深，叶翠如玉。春开白花、粉花，颇似蔷薇；春末花谢，故刺梨又名“送春归”。夏秋之时结果，果大若李，上覆尖刺，即所谓“芒刺非止背，如触手、珠血成浆”。当果色由青绿转为翠黄，便是深秋之时，成熟之际。

蔷薇科蔷薇属草木的果实，能入口当作食物的，唯有刺梨。陈恒安《贵阳市指南》：“夏秋之交，苗妇多采摘其果实，入城求售，括去果面之刺，剥去果腹之子，其肉可食，或晒干作蜜饯，味尤佳，名曰糖刺藜。”姚华《黔语·送春归》一条亦有云：“采而卖之，皆苗妇，熟与山楂同时，每中元前后，则苗妇担荷入城，沿街卖之。其产以谷脚为最名，味独佳也。其余生阴处者，曰背阴刺梨，多甘香，又斜生者曰歪嘴刺梨，亦独佳。”金国楠《金筑山歌》一书中，有一首竹枝词记载了民国时期贵阳街头卖刺梨的场景：“披红泛白颗颗珠，翠绿有刺玉璎珞。彩裙姨妈来献宝，大街小巷笑相呼。”诗后有注：“阴历七月以后，苗族妇女背来山楂刺藜沿街叫卖，价廉物美，老幼均喜购食。”旧时贵阳城郊多居住苗族，苗族妇女常身着色彩鲜丽的苗服进城售卖土产，城里人亲切地称之为“彩群姨妈”。“彩群姨妈”在端午时卖菖蒲艾叶，在秋天又背来山楂、刺梨叫卖，买者卖者两相得益，尽皆欢喜。来自山野的刺梨，也一度活跃了老贵阳城的市井气。

刺梨果实不仅是城里人消闲时的零嘴，更是救急时的口粮。乾隆《贵州通志》载：“红子、刺梨二物，山原之间，妇馌未来，午茶不继，则耕牧之粮也。途左道旁，饭夫肠吼，行子口干，则中路之粮也。黔中当乾隆己丑、庚寅大歉，饥民满山塞野，以此全活者多。”

刺梨的别名“送春归”，清末民初的黔籍大画家、大诗人姚华情有独钟：“送春归，生贵筑境内，华似蔷薇，野生沿途，春暮而华，华落春尽矣，故曰送春归。”实则“刺梨”是黔地特有的称呼，它的中文正名叫“缫丝花”：农历四五月间刺梨开花，此时煮茧缫丝是最标志性的劳作。“缫丝花”、“送春归”二名，正对应着刺梨花开、花落之时。

姚华大半生宦游京华，最后客死他乡。他曾填过一首咏刺梨的词《御街行》，词云：“从离乡里几多春，花岁岁，应如故。夕阳归马，开犹待我，人老谁留驻？”

“他是把刺梨作为自己的家乡贵州的象征了。”把贵州当作第二故乡的钱理群先生如是说。在他看来，刺梨不仅是贵州的象征，还是贵州人的象征，“刺梨明艳而不炫耀的花朵，内美而外陋的果实，也与贵州人的善良、辛劳、朴讷，形成了一种对应”。

发现刺梨：入诗酿酒新山珍

在很长一段的历史中，刺梨被视为山野轻贱之物，不入志传志书，难入文人之眼。贵州建省也晚，在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成为明王朝第十三个行省之前，和黔地相关的文献稀少。建省之后，文献渐丰。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明嘉靖《贵州通志》以及明万历《贵州通志》记载了众多黔地土产、方产，“刺梨”均不在其中。刺梨得以进入人们视野，经历了漫长的“发现史”。

据已故贵州文史学者唐莫尧《“刺梨”考》《<“刺梨考”补正>》二文的梳理、考证，“刺梨的生态、产地和用途，最早的记载，现在看来，应推田雯《黔书》”，“我省地方文献上，目前发现对刺梨最早记载是明末清初诗人吴中蕃《蔽帚集》中的《刺花》，作诗时间，大概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诗云：“才沾无寸土，到处遂相牵。不觉春将老，还凭态逞妍。终嫌芒刺手，颇怕叶漫天。蜂蝶狂争闹，宁知异蕙荃。”诗中将刺梨花比作香草佩兰。

此后，吟咏刺梨的诗人多了起来。清代贵州首个状元赵以炯有《咏刺梨》：“生在山间不入盆，擅妍不肯进朱门。却和龙井酿成酒，贡上唐朝承圣恩。”“西南巨儒”郑珍、莫友芝二人皆引刺梨入诗。郑珍《引妻》一诗有“田评香稻久，路摘刺梨频”句；莫友芝有《刺梨》诗：“芒果说山樆，循名欲把疑。形模难适眼，风味竟舒眉。品以经霜别，芳缘入酿奇。不须忙采摘，但就菊花期。”清末民初的贵阳大名士陈田的《刺梨十六韵》，更是写尽了刺梨的“身世”：“别有南中果，丛生在道旁。哀梨名不借，墙茨义同防。移植类淮橘，分疆侈夜郎。花凝鹃血紫，实绽鹅儿黄。菱角尖休拟，棘心刺可伤。倾筐争稚子，触手惜蛮娘。撷去香盈袂，劈开子满房。送春婪尾似，荐夏溅牙尝。摘待嘉禾熟，干同旨蓄藏。盐梅差醖藉，谏果试平章。掷定潘郎忌，搓应玉局妨。露枝牵客袖，风物志黔囊。苦忆玻璃酿，余酣琥珀觞。客游带京国，风味致吾乡。佳直邻蒟酱，珍还媲蜀薑。若修本草志，此物定须详。”

陈田《刺梨十六韵》中“苦忆玻璃酿，余酣琥珀觞”，提及刺梨酿酒之事，并注解说：“往在都中，乡人来者多以此物见贻。”可见刺梨酒已作走亲访友之用，颇受欢迎。实则刺梨酿酒早已有之。据《贵阳市志·工业志》的记载，历史上利用刺梨酿酒的记载，最早始见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年）吴嵩梁在《还任黔西》的诗句：“新酿刺梨邀一醉，饱与香稻愧三年。”清道光《遵义府志》：“今黔人采刺梨蒸之，曝干，囊盛浸之酒盎，名刺梨酒，味甚佳，是古制也。”晚清诗人贝青乔《苗俗记》亦有提及：“（刺梨）酿酒，极香韵，然不耐饮，虽大户不及一升，便头岑岑欲吐矣。饮无杯斝，或用牛角，或插竿于瓮，蹲而啐之。只宜冷饮，热则其臭刺鼻。”今人韦廉舟编著的《布依族苗族风土志稿》，即载有布依族、苗族刺梨酿酒的详情。

在过往，刺梨最大的用途正在于酿酒。“刺藜最大之销量，厥为造酒。刺藜晒干后捣去其子，以与制就之糟料同烤，果汁与酒糟掺合，遂成为清冽之刺藜酒，酒味香而味涩，佳者其味若白葡萄酒，黔人称其有舒气消食之功，惟现时贵阳市面所售者，大都糟料过少，酒味淡薄，则以甜酒和之，致色多溷浊，质亦恶劣，全无刺藜之真味，殊为可惜。”陈恒安在《贵阳市指南》一书中提及，“刺藜酒佳品，现以青岩所出为最，其多年陈酿，酽如胶质，以新酒和而饮之，芳香沁人心脾，惟多系备以自用，不易购得，将来本省酒业，若能专设酒厂，力求改进，则刺藜酒发展之前途，仍属未可限量。”

贵州农学家罗登义的工作，直接更新了世人对刺梨的认知。1906年，罗登义生于贵阳，走出黔山辗转求学，最终任教于浙江大学。抗战军兴，他随浙大西迁贵州，除担任生物化学、营养化学和食品化学三门课的讲授外，着力从事生化营养的科学研究。1942至1945年间，罗登义从事贵州蔬菜水果中维生素含量的测定，结果在164种试品中发现：“刺梨丙种维生素（注：即维生素C）的含量特别丰富，在每百克果肉中，含丙种维生素2054至2729毫克，平均含量为2391毫克……闻名世界的猕猴桃，其丙种维生素的含量，也只是刺梨含量的九分之一。就巳种维生素（注：即维生素P）含量而言，刺梨也特别优裕，一般蔬果均望尘莫及，每百克中含有巳种维生素5981至12895毫克不等。较之柑桔类约高一百二十倍，蔬菜类约高一百五十倍，即在全体水果中，亦高至六十倍不等。”他的结论是：“刺梨中含丙巳两种维生素特别丰富，压倒一切水果蔬菜，可称为水果中的‘丙巳维生素大王’。正常成人每日每人吃刺梨半个，即可满足其丙已维生素的生理需要，真是天赐吾人养生的新山珍。”

罗登义对刺梨的研究震动了科学界。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教授特地将刺梨称为“登义果”。后在他的领衔下，又发现刺梨汁中含有丰富的SOD（超氧化物歧化酶），并具有抗衰老及抗癌的作用。

不仅如此，在1981至1982年间，罗登义带领团队对贵州全省刺梨资源进行普查，并从植物学、园艺学、生理生化以及贮藏加工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各项科研初步成果已于1984年汇编成为专集出版，即《贵州农学院丛刊》第三集《刺梨》。罗登义的研究，对于如何利用刺梨资源，把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起到深远的影响。他也由此被誉为“刺梨之父”。如今，贵州刺梨种植面积已居全国第一，刺梨产业“串珠成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