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古建保护的人才根基

“积60余年探寻古建学科之路和维修保护故宫古建之经历，我最大感触是在培养古建营造技术与工艺人才方面，在这上面能有续而不失，就是保护了故宫的根本；若失，今不徒传统工艺技术或将成为绝响。”

——单士元

掌握传统营造技艺的专业工匠是“故宫模式”得以实现并延续的重要角色，故宫博物院对匠才的挖掘和培养，贯穿始终。

挖掘： “点工自营” 广招匠才

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10月10日成立，至1948年与古物陈列所合并前，两馆均未设立专门的古建筑保护机构。故宫博物院仅在总务处第四科下设几名瓦木技术工人，负责零星修缮工作。一般修缮工程则由建筑营造厂商承担施工任务。彼时紫禁城内廷的古建筑，除逊清皇室居住使用的养心殿、储秀宫、长春宫等外，其余大部分年久失修，有些建筑甚至濒临倾圮坍塌。受修缮力量有限、经费不足等问题制约，当时仅能勉强完成展览陈列室与文物库房的修缮工作，无力对更多古建筑进行系统修复。尽管1929年以后，易培基担任院长期间，利用各方捐献资金，有重点地陆续修缮了一批如咸福宫、储秀宫、神武门、乐寿堂、畅音阁等宫殿建筑，但故宫博物院的古建相关机构并未进一步优化调整，大规模的修缮工程依然难以进行。这种情况在1948年3月两馆合并后，仍未得到改善。

直到1949年，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接管故宫后，迅速组建了工程小组，对故宫古建筑现状展开调查研究，为紫禁城的修缮工作提供指导并协助推进；同时决定，自1949年2月7日恢复开放起，故宫参观门票收入一律不再上缴，全部用于古建修缮。1949年6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简称“高教会”）成立后，故宫博物院归属高教会文物部领导。当年10月高教会发出通知指示：故宫的保养维修工程，必须有重点有计划地进行；同时决定：由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简称“文整会”）和故宫博物院原总务处第四科的工程技术人员，重新组建工程小组，负责紫禁城保养修缮工程设计与施工管理、验收等项工作。工程小组负责人是文整会人员李方岚，成员有文整会人员祁英涛、于倬云，故宫博物院人员宋麟微、常学诗。

1950年6月，故宫博物院组织机构调整，总务处改称办公处，在办公处领导下成立了工程组。这是故宫博物院建院以来，首次有了专门负责古建维修与施工管理的工作机构。在工程组的领导下，又增加了少数在编的瓦、木与壮工，扩大了零星修缮工人队伍。这一时期的工程组，已经具有一定的古建筑修缮设计与施工管理能力，但由于人力有限和零星修缮工人队伍规模较小，靠自己的力量，只能承担一些配合开放陈列和应急的小型工程与零星修缮工程。为解决私营厂商施工中存在的弊端，自1950年起，故宫博物院对修缮工程模式进行调整：将保养类工程改为“点工自营”模式（即由故宫博物院直接招募工人开展施工），而其余类型的工程，仍沿用招标承包的方式推进。不久，随着公私合营浪潮席卷全国，传统营造厂纷纷倒闭，匠人流散。故宫博物院抓住时机，择优招募匠师，于1953年1月27日成立了一支约70人的工程队。这为日后文物保护界的“故宫模式”埋下关键伏笔。

培养： 普遍提高 拜师学艺

与此同时，在“一五”计划背景下，时任院长吴仲超在《故宫博物院整顿改革方案》中强调，古建修缮保养需“长期打算、整个计划”。经梁思成力荐，曾同为中国营造学社成员的单士元被委以重任。紫禁城修缮的工官制度正是他的研究专长之一，他深知要保证自营工程良性运转，除技艺精湛的匠师外，更需建立一套完整精细的工作机制。单士元在工作日记中写道：“明清两代在修缮工程中有一套完整的组织，了解这种组织和人力也是研究明清宫殿建筑的一个方面。他们有设计的、估算的、结算的、监工的、验收的、采木的、釆石的及其他多种建筑材料分工经理人员，组织齐全。现在北京还住着专任估算的‘算房刘’家，设计烫样的‘样式雷’家，管理下水道的‘沟董’家，烧瓦件的‘琉璃赵’家，他们都是几百年来子孙相传的世职，这些文献也是我们今天进行保养工作的参考。”

1954年7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修建处，下设材料工资科、工程科、设计科，并代管文化部直属的门头沟协泰琉璃窑厂；为加强设计力量，特将文整会的于倬云调入故宫博物院，担任设计科科长。此轮改革基本促成了故宫古建修缮“勘查-设计-审批-施工-验收”的早期规范化管理。为保障科学修缮与保护，相应的研究工作必不可少。1955年5月，故宫博物院学术工作委员会下设的建筑组成立。建筑组随即与修建处展开合作，正式启动对古建筑彩画、栏板、须弥座等构件的基础记录工作。

为适应古建保护修缮体系的发展需求，1956年1月18日，修建处改组为工程队（处级科室），实行企业化管理。同年7月，原下设的设计科与建筑研究组合并为建筑研究室，单士元担任主任。1957年，正值西北角楼工程开展之际，院中调入同在中国营造学社工作的王璞子担任工程队工程师。1958年底，机构再次精简，以建筑研究室为研究设计组，工程队改科级部门，与庭院组共同组建古建管理部。

随着相关机构的逐步完善与修缮工程的持续推进，故宫博物院同步培养了大批古建保护专业人才。回溯早期，古建管理部的工作人员中，除单士元、于倬云、王璞子等具备专业背景外，多数人缺乏系统的专业基础。针对这一情况，修建处在成立之初，便利用施工淡季多次邀请专家进行专题报告和专业授课，以提高全员的业务水平。到1956年，故宫博物院进一步明确提出“普遍提高，重点培养”的人才培养方针，要求无论是研究人员还是施工人员，均拜师学艺，在理论学习和工程实践中提高知识、技能和经验。郑连章、白丽娟、戴季秋、张德才等日后成长为行业领军者的专家，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步成长起来，最终成为故宫古建保护事业的第二代中流砥柱。

传承： “沟通儒匠” 薪火永继

20世纪50至60年代，故宫博物院借公私合营的有利契机，广纳大量优秀匠才。这些匠才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故宫第一代传统营造技艺实践的中坚力量：一方面为传统营造技艺的稳定传承打下坚实基础，使“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北京故宫）”在2008年6月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另一方面，推动故宫修缮工程质量实现突破性提升，1956至1957年的西北角楼大修工程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成果。同时作为当时北京市专业古建施工“四大家族”之一，他们多次协助院外古建作业，在后来开展的科研工作中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单士元格外珍视工匠价值，他从工程队中精心选拔出十位技艺顶尖的匠师，尊称为“故宫十老”。1960年大规模精减职工期间，他曾竭力保全这十位匠师未果，仍以主管副院长身份决定以顾问的形式继续聘用他们，确保后续工程若遇技术难题，能随时向他们请教。这一举措源于单士元对中国传统营造业工匠体系价值的深刻洞见。他说：“如能日与众哲匠耳濡目染，可粗识多种营造工艺，此是遵循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倡导的指示，要沟通儒匠，浚发智巧，一扫轻艺之积习。这样始能获得哲匠世守之工，耳口相传的古建营造技术。只有这样才可称之为营造之学。”

纵观故宫古建保护机构的创建历程，其本质是一场关于东方智慧的生动实践——它昭示我们，真正的保护在于让技艺在制度中传承，让传统在实践中永续。

当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沟通儒匠”是中国建筑遗产保护中切中肯綮的一环。如今故宫博物院大力推行的研究性保护项目，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宝贵范式的深化与弘扬。这份凝聚着匠人初心、学术智慧与体制创新的宝贵遗产，必将如角楼之光，继续照亮紫禁城未来百年的守护之路，让中华文明的这一璀璨瑰宝，在岁月长河中永续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