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符号里读懂中华文化

符号是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赵运涛教授《符号里的中国》一书，即通过符号来了解中华文化。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对“符号”有着深刻的见地，其在《人论》中如是描述“符号”：“一种可以通过某种不言而喻的或约定俗成的传统，或通过某种语言的法则去标示某种与它不同的另外的事物的事物。”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号形式”。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与世俗风景都是符号，而符号被了解了，才具有意义，才是文化。一个符号的生成与发展，其背后必然有着强大及复杂的文化支撑，而一旦文化经过漫长的积淀形成了符号，它的寓意就会有长期性及稳定性。读懂了符号，才能理解符号所承载的文化。

在书中，作者从传世文献、考古发掘和民间信仰中，选取了最能代表中国的一百多个符号，如龙、凤、鸿蒙、祝融、太极图、八卦图、河图洛书、三星堆“太阳—神鸟—神人—神树”等，分为祥瑞、守护、神圣、人文四辑。这些符号的来源，大体上有两个源头：一个源头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即儒释道；另一源头是民俗信仰，作者称之为“儒释道”之外的“第四空间”。在民间的日常生活中，步步都离不开对各路神仙的膜拜，而且往往都是寻求“多重保险”，如除了“福禄寿喜财”以及与科举有关的魁星、文昌等某方面的“专职”神仙，人们还信奉一些空间上的“区域”保护神。人们认为一座城池有城隍爷，是城市的守护神；一方地有土地公，负责保佑乡村平安等等。

可以说，书中所涉及的符号，都是国人再熟悉不过的。但正如“百姓日用而不知”，符号后面的文化支撑，人们往往是不甚了解的。只有解开符号这一“文化密码”，背后的文化底蕴才能暴露出来，基于此，无论是文化寻根、文博旅游，还是日常审美，都会是充满趣味的人文之旅。

书中对每个符号的生成过程、发展流变、现今影响、寓意与应用作了细致的考辨。作者认为，演化是符号的重要特征。符号的演化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错讹”，人们有意无意地造成一些错误。大多数符号在形成演化时出现的“错讹”，其实是人们有意为之的。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动植物被当作吉祥符号，这些符号的吉祥寓意，大多是依靠联想故意形成的“错讹”效果。比如，蝙蝠，在西方文化中，蝙蝠与黑暗、神秘、恐怖有关。而在中国古代，由于蝙蝠的“蝠”与“福”同音，所以“蝙蝠”成为一种吉祥符号。蝙蝠常和其他符号搭配，组合出更丰富的寓意，比如五只蝙蝠中间捧一个“寿”字，就是“五福捧寿”；另一种是“错位”，是一些符号在神圣化、世俗化、本土化过程中发生的演化。符号是不断变化的，随着历史的推进，地域的扩展，符号原本的含义无法满足当下需要，这时，符号就要因时而变、入乡随俗。这便是符号“错位”出现的背景。作者认为，“错位”可以看作是一种高级的“错讹”。而“错位”主要有三条路径，第一条是自下而上的“神圣化”，第二条是自上而下的“世俗化”，第三条是由外向内的“本土化”。最典型的是孔子像，校园里常见的“叉手礼”的孔子像实际是到了唐代才出现的，汉代画像中还没有这种礼仪，更别说孔子的时代了。还有常见的露着大板牙的孔子像，这背后实际是“圣人异象”思想的影响。

在中国文化中，符号主要有四大应用场景：纳福求吉、辟邪禳灾、彰显地位与权力，以及普通民众的生存与繁衍。首先是“纳福求吉”。比如过年时常见的年画“福禄寿”三星高照图，“福”指有福气，事事顺心；“禄”指俸禄，官运亨通；“寿”指寿命，活得够长；其次是“辟邪禳灾”。比如古代有专门用于择日的书，有讲祭祀吉凶的《祭历》，讲丧葬吉凶的《葬历》。其朴素的原理是，通过把五行和天干地支排列组合，得出一套相生相克的信息来判断吉凶；再是彰显地位与权力。最典型的是“龙”这一符号，龙是人为合成的符号，集合万物的精华，所以统治者将“龙”与“王权”绑定：早在商周时期，贵族服饰就已经有龙纹装饰。汉朝以后，绣有龙纹的朝服更是成为皇帝的专享。后来，统治者还会以龙来神化自己的出身；最后是和普通民众的生存与繁衍有关。“吉祥”是人们围绕着生存、繁衍等人类朴素命题而产生的精神希冀。吉祥符号首先起源于人们对于“吉祥”意味的追求，是中华民族传统吉祥观念的显著表现。如昭示长寿的松柏、仙鹤，寓意美好爱情的鸳鸯、蝴蝶，镇宅保平安的关公、钟馗以及象征幸福、吉利、长寿的福、禄、寿三神仙。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祭祀祈祷、节日庆典等日常行事，无不烙印着祈吉的观念。也正因如此，中国人对于吉祥的追求成了一种坚韧的纽带，代代传承，并在数千年的历史流转中，形成根植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民族文化现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郑文丰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