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古代书院的精神

《书城》2025年10月号，月刊

自晚清废科举、改书院为新式学堂以来，传统书院已废除了百余年。随着近些年来“国学热”的升温又出现了“书院热”，涌现出了官办、商办、学者办、民办等多种性质的书院。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在最新一期《书城》杂志发表文章，比较了古今书院的不同，追问古代书院的精神。

文章首先从比较的角度，反向论述了“古代书院不是什么”。比较的对象有二：一是当今大学所设书院；二是胡适的中国古代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提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的观念。在他看来，今天大学中的书院只是现代大学的一个附属，完全从属于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教育计划、教育内容、教育目标和教育方法，其目的也完全从属于现代大学教育本身的目的，即完成学生的职业教育；文章认为胡适将古代书院类比于“道尔顿制”是牵强比附，“道尔顿制”的标准就是是否被名校录取，以及毕业后事业有成与否。换言之，“道尔顿制”关心的是学习的功利效果，而不是受教育者自身的人格完善和提高。而这与中国古代书院的教育理念恰好相反。

接下来，作者正向探讨了“古代书院是什么”。在缘起上，书院在宋代成为独立于官学的民间教育机构，其出现针对的是当时官学教育日渐功利化，学者入学纯为功名利禄的风气；从目的上，书院教育追求的是化民成俗，立人达人、求道成人；在理念上，核心可以用“天理”“人心”这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一方面追求和阐明天下宇宙之道，一方面重视和培育个人品性修为。

在作者看来，古代书院育人的目的首先不是发展个性，而是发展德性，于德性中见个性和人性。古代书院据此制定规章制度和学生行为守则，以养成学子的君子人格。围绕此目标，书院制定了一系列进阶之路：立志，立定求道之志，即孔子所谓的“士志于道”；责善，鼓励学生指出老师的过失和错误，即所谓“教学相长”……本着这个认识，书院的教学方法真正贯彻了夫子“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精神，反对记诵之学，主张在日常生活中求仁求道；也正因为有这种“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和“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原则，所以师生之间的关系才能融洽和谐，亲如家人。